许多人心中有个疑问，那就是“那些思想活跃的自学成才的独立经济学家真的没有接受过经济学训练”吗？答案是否定的，他们接受过经济学训练，而且是长期的。只不过，他们没有正规地去大专院校学习拿经济学学位罢了，而经济学自学成才也并不是某些没有吃苦精神的人想象的那么困难。既然要自学成才，能够自学成才，肯定数十年如一日，仔细研读过大量的经济学著作，并能够进行经济学创作，而长期仔细研读的过程，包括进行经济学创作，就是接受经济学训练的学习研究过程。如何证明？他们创作的经济学作品，就是最有力的证明。所以，自学成才不是罪，而是功。话说，不一样不是错，同样有属于自己的春华秋实。当然，你批评别人，别人批评你，有来有往，这很正常，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还是人大经济论坛网友wxllk说得好，学术批评总归是需要的，大家都一个声音，有什么意思，学术上的争议总归也是利大于弊，应当予以支持，我个人认为，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没有清晰的是非之分，从不同角度分析解读，结论可能完全不一样，特别是从经济学发展史来看，经历了很多学派，也正是后人对前人的批判继承，才有了今天的成就，难道经济学发展到今天就完美了吗？远远不够，很多问题还根本找不到解决办法！民科也好，学科也罢，用不着彼此抱有成见，纯粹从学术角度出发，学术争鸣最好！记得有一天，父亲看到我苗实在写林毅夫学术批评，就提醒我说，姜还是老的辣，你只有三十多年的知识，林先生已经有五十多年的知识，这是以短量长，难以济事。而且，以后还是不要做这种“吃力不讨好，还可能得罪人”的傻事。我回答说，说得有道理，自己确实有点“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需要十二分的虚心，最根本还是学习，实质上也是追随林老师的一个思想历程。说实在话，从知识结构看，林老师要优于我；从专业经验看，林老师也优于我；从社会阅历看，林老师更是优于我。有极个别人说，我苗实不懂研究范式。试问，一个物理学出身的人，不懂研究范式，这可能吗？三个字，不可能。一个研究经济学多年的人，不懂研究范式，这可能吗？依然是三个字，不可能。而且，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追随的就是物理学研究范式。那么，又有人就问了，您的文章中为什么找不到？道理很简单，我写的是通俗易懂的网文，而不是艰深的学术论文。要知道，网文是普及型的文章，对象是社会大众，只要他们能够看懂即可。无论用学术论文的标准来要求网文，还是用网文的标准来要求学术论文，都不合适。也就是说，学术论文和网文是两种类型的文章，它们分别有各自的标准或规范，车走车路，马走马路，不能乱点鸳鸯谱。所以，标准或规范有针对性，不能乱用。至于学术，有雅有俗。一个阳春白雪，一个下里巴人；一个严肃艰深，一个活泼易懂；一个科研性质，一个普及性质；一个规范正式，一个面向大众；一个论证严密，一个说破即可；一个体系完备，一个点到为止；一个数理推理，一个哲学思辨；一个脱离现实，一个适应现实。网友赤影战士说，一些专业的科研人员，尽管发表了高档次文章，思考也很深入，但由于研究方向距离现实生活比较远，所以专业知识并没有加深其对于现实经济生活的认知和理解。网友abcdefg12356称，脱离现实的研究在我看来是一点用都没有，民科相对一些专业研究者，可能对这个社会更有用。网上有人指出，雅方得时时俗化，向俗方让步，为的是争取群众，争取观众和读者，否则它除了被束之高阁以外没有其他出路；俗方要竭力向雅方靠拢看齐，以得到正统和权威的认可，不然只能永远居于卑下地位。我苗实认为，这个说法欠妥。本来，雅俗之间就存在相互学习借鉴。但是，学习借鉴归学习借鉴，它们各自的特色必须保持，并一定要坚持走好各自的路。否则，失掉特色，搞得不伦不类，反倒不好了。毕竟，它们有各自的生存空间，各自独立发展挺好，完全没有必须搞大一统。

       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先生说，我们今天讨论学术，至少应该分两个层面，一个是“学”，即学问、学养、做学问的态度、甚至人品，当然也包括思想。但是这能不能叫“术”呢？还不叫“术”。“术”是怎样把一个人的“学”转化为客观存在，使其能够影响社会、传给后人。所以有句话讲得好——不学无术。学也没有，术也没有，这就完了。但是，有没有不学有术的呢？有没有学而无术的呢？都有。比如有些人在某些方面学问非常好，但是因为客观或主观的原因，没有产生任何成果，那么也还不能算学术。比如陈寅恪，大家都赞扬他懂十几国语言，有的人说还不只，是20几国，那么这是他的学，不是学术。学术的话要看陈寅恪留下来的论文著作里面，有没有运用这些语言。比如他讲隋唐制度很了不得，讲得比前人都透彻，但在他的论文里我看不出他懂多种语言对他有什么帮助，不懂这些外语的人也能写这样的文章。所以我们现在讨论学问也好，学术也好，你的标准究竟是什么？陈寅恪离我们太远，我也没有资格评价他，但我从客观上讲，赞扬他懂多少语言，学了多少本领，这是学的层面。所以历史上真正对学问贡献大的人就要像司马迁这样，哪怕条件再艰苦，也把他所有能够写的，能够做的都完成，留给后人，不然后面怎么会有“藏之名山”呢？所以据我所知老一辈的历史学家他们觉得陈寅恪很可惜，以他的学问，应该好好写一部通史。他晚年的《柳如是别传》，《论<再生缘>》，我当然承认这是很了不得的，但是他是有寄托的，如果他用这些精力做一个更加大的题目，那对我们中国的史学贡献会更大。所以我的意思就是，学跟术不是完全统一的，要区别开来。能够有学又有术最好，不学无术当然不好，但是无学有术也不错。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整体的学术是需要各种工作来配合的，比如有的人学是不行的，那么他就选择做资料工作，做前人的总结，培养后人。学问跟人品当然也有关系，但是并不是人品好的人，他一定学问好，一定学术好，这也是两个概念。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讨论前人的学问，经常卷到这种无谓的争论里面呢？就是大家标准不同。我今天比较这个人或者这个阶段学问、学术怎么样，我只能看他们产生的成果，而不是简单讲人品，更不是简单讲思想。网友玖千羽评论道，学术学术，不仅有学，而且有术。只有学，没有术；只有术，没有学，都不是学术。学是自我知识的积累，而术是将自身所得知识分享于众。在某种程度上，学与术是相互独立的，有学的人不一定能把自身知识讲述出来，无学的人不一定不可以编撰书册。但学与术有时又是不可分割的，做大学问的人，一般都能做出无论多亦或是少的术，能著书立说的，总是要有一定的学做基础。我苗实认为，其一，学是学问，属于道的层面，理论，形而上，而术是手段，属于技的层面，应用，形而下。其二，就经济学而言，既是科学，又是技术，更是艺术。正因为如此，经济学领域争议非常大，往往难以达成共识。其三，学是掌握知识的过程，术是传播知识的过程，可合可分。也就是说，有的人，学也好，术也好，而有的人有学无术，或无学有术。当然，还存在不学无术的人。看看经济学界，有陈岱孙，也有马寅初；有吴敬琏，也有厉以宁；有林毅夫，也有张维迎，等等。其四，学术不只是有是什么的问题，还有应是什么的问题。那么，是什么的问题，与人品无关，而应是什么的问题，又与人品有关。其五，直至现在，我读书整整三十四年，前二十九年是学，后五年是术。前者，多亏父母弟妹的大力支持；后者，多亏网络平台的广泛传播。可以说，没有千万次的学，就没有千万次的术。如果要著书立说，就必须千万次的学，这个毫无疑问。其六，学，必须耐得住寂寞，下得了苦功夫，而术是知识的再创造，同样要耐得住寂寞，下得了苦功夫。也就是说，理论构建与理论应用，都是相当艰苦的工作，可以等量齐观。

        人活一生，有出世入世。入世，其一是养家糊口，其二是富贵功名。出世，精神自足而已。养家糊口，是平民阶层的基本追求，譬如农民，工人，教师和医生等等。富贵功名，是精英阶层的基本追求，譬如政治家，企业家，专家等等。精神自足，是高人隐士的基本追求，或修道，或礼佛。有诗云，苏秦三寸足平生，富贵功名在此行，更好修为阴骘事，前程万里有亨通。强调什么呢？积阴德。《淮南子·人间训》：“有阴德者，必有阳报；有阴行者，必有昭名。”又有诗云，人心所向高处攀，富贵功名非等闲，安分随缘终有乐，何需射猎强登山。强调什么呢？安分随缘。所以，养家糊口也好，富贵功名也好，精神自足也好，都是不同的人生轨迹，不能盲目比较。过去，我是追求富贵功名。当然，也夹杂着精神自足。至于养家糊口，我从未考虑过。在这种情况下，我家乡（在西北农村）不少人认为我是怪人，需要改造，然后成为与他们一样的人。因为，表面上看，我已经四十不惑，一还没有正式工作，二还没有结婚成家。可以说，我是独立经济学家，自然与众不同，不可能与他们看齐。更进一步讲，我做这个独立经济学家，深受嫉妒打压之苦。毕竟，经济学家本来就已经达到极具个性的精神境界，如果再加上独立二字，就更是标新立异，离经叛道，高不可攀，可望而不可即了。要知道，独立经济学家是中国改革的急先锋，拓荒牛，震天吼。关于改革之难，鲁迅先生曾有过这样两个生动的比喻：一是“在中国搬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二是“第一个尝试站起来的猴子，一定会被其他猴子咬死的”。有不少人问我，您为什么可以成为独立经济学家？我说有五个直接的原因，其一是兴趣，其二是理想，其三是榜样，其四是机遇，其五是宽容。什么是兴趣？就是对经济学的兴趣非常浓烈，世之罕见。什么是理想？就是成一家之言的理想自始至终在鼓舞着我，不断前进。什么是榜样？就是外五王内十圣诸位老师是我学习进取的榜样，这个力量是无穷的。什么是机遇？包括大学的自由空间，闭门读书的机会，网络平台的支撑，等等。什么是宽容？有两个，一个是家人长期的理解支持，另一个是社会各界的理解支持。可以说，这五个方面都相当重要，缺一不可。或者说，一个人要成才，既有内因，也有外因，更有内外因的契合。这里面，坚持不懈最根本。而且，只有坚持不懈，无论内因也好，还是外因也好，才能有幸成为最终成功的决定因素。所以说，坚持不懈，只有坚持不懈，才是把上述五个方面一以贯之的红线。

        我是穷苦出身的知识分子，不能跟富家比；我是平民阶层的知识分子，不能跟权贵比；我是自学成才的知识分子，不能跟科班比；我是体制之外的知识分子，不能跟体制内比；我是土生土长的知识分子，不能跟海归比；我是几经波折的知识分子，不能跟一帆风顺者比；我是跨多专业的知识分子，不能跟单一专业者比；我是自我训练的知识分子，不能跟学院派比；我是农民家庭的知识分子，不能跟书香门第比；我是没有成过家的知识分子，不能跟有妻有子者比；我是遭遇过爱情事业双失败的知识分子，不能跟爱情事业双丰收者比；我是一直靠父母辛劳来支持的知识分子，不能跟自食其力者比；我是自由自在的知识分子，不能跟备受约束者比；我是不善交际的知识分子，不能跟活动家比；我是不爱走动锻炼的知识分子，不能跟体育爱好者比；我是有学问一切就有的知识分子，不能跟爱慕虚荣者比；我是读书破万卷的知识分子，不能跟读百卷者比；我是知识分子中的知识分子，不能跟凡夫俗子比；我是能当北大教授的知识分子，不能跟普通书生比；我是淡泊名利而出世的知识分子，不能跟人世深沉者比；我是不计报酬做学问的知识分子，不能跟高回报者比；我是前前后后投入高达百万的知识分子，不能跟低投入者比；我是得过重病差点丧命的知识分子，不能跟身强体健者比；我是至少干过十年农活的知识分子，不能跟不涉农事者比；我是有弟妹的知识分子，不能跟独子比；我是父母老而不休的知识分子，不能跟父母病痛缠身者比；我是激情四射的知识分子，不能跟毫无激情者比；我是一身正气的知识分子，不能跟歪门邪道者比。总之，我有我之独立，我有我之特殊，我有我之具体，卓尔不群，特立独行，欲了解我者，必先把我隔离出来。可以说，我作为独立经济学家一出现，就引起了极大的争议。这是什么原因呢？概括讲，就是我颠覆了大家对经济学家的传统印象。可以说，传统的经济学家，不是在高校，就是在研究所，文章都发表在专业期刊上，一般都有经济学博士学位，有国家颁发的教授或研究员的职称。而我本人呢，虽是正规大学毕业，而后却一直呆在书斋里，文章发表在网络，没有博士学位，没有国家颁发的教授或研究员职称。其实，首席经济学家同独立经济学家一样，虽说一般都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但是也没有国家颁发的教授或研究员职称，主要工作是撰写研究报告，代表公司为客户服务。更进一步讲，无论是传统经济学家，独立经济学家，还是首席经济学家，都是以经济研究为自己的职业，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传统经济学家偏好于理论吃国家饭，独立经济学家偏好于批评吃自家饭，首席经济学家偏好于应用吃企业饭而已。也就是说，传统经济学家专注于理论构建是铁饭碗，独立经济学家专注于政策批评是家庭供养，首席经济学家专注于理论应用是企业雇用罢了。所以说，存在争议的事情，譬如独立经济学家或首席经济学家，不是不合理，而是大家思想不解放，存在认知障碍。在中国，至少有三类经济学家，即传统经济学家，首席经济学家，和独立经济学家。而且，只能同类比较，不同类相互比较毫无意义。也就是说，同传统经济学家内部有三六九等一样，首席经济学家内部和独立经济学家内部都有各自的三六九等。更进一步讲，传统经济学家内部有一流末流，首席经济学家内部也有一流末流，独立经济学家内部更有一流末流。但是，不能说传统经济学家属于一流，首席经济学家属于二流，独立经济学家属于三流。毕竟，传统经济学家偏好于理论构建，首席经济学家偏好于理论应用，独立经济学家偏好于政策批评，类别分明。无论是传统经济学家，首席经济学家，还是独立经济学家，都是学术中人，本为一家，应该少点攻击，拒绝抹黑，礼让互敬，三人行必有我师，共同提高，繁荣学术。试想，谁没有长处，谁没有短处，只要能够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都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或者各自享有一定的地位，或者拥有自己的责任田，等等。但是，当下存在的问题是，有不少传统经济学家带着有色眼镜来大肆诋毁，党同伐异，而这明显就是羡慕嫉妒恨的心理在作怪，让人不胜唏嘘。更进一步讲，都在一个锅里吃饭，少不了磕磕碰碰，有点摩擦也不足为怪。可是，也有掌握不住分寸，受私怨裹挟，拿起大刀，胡乱砍杀，颜面尽失，大为失态。其实，仔细琢磨，经济学界如此广大，都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完全可以井水不犯河水，实在没有必要大动干戈，伤了彼此的和气。况且，文人相轻，无谓内斗，本为同根，相煎太急，只能为天下开明人士所耻笑，何苦来哉？说白了，传统经济学家就应该专注于理论构建，首席经济学家就应该专注于理论应用，独立经济学家就应该专注于政策批评，尽心尽力做好自己的分内之事，而不是好为人之师，跨界瞎指导，甚至大打出手，兄弟相残。话说，有极个别人妄想天下一统，殊不知学术界的本来面目就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19世纪英国大经济学家小穆勒曾说：“人民无知，但经济学尤甚。”假如我们以乐观的精神修改这句话，可以保证下面的命题成立：经济学聪明，但人民更聪明。在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没有良好的直觉，经济学家就是一头蠢猪。在人大经济论坛，有网友老兵张嘎埋怨道，经济学季刊很牛吗？怎么感觉上面的论文，很多无病呻吟。还收审稿费？不知道怎么想的？一个很简单问题，而且直觉就可以得到的结论或者很简单的分析就可以得到结论，非要长篇大论很卖力地去分析，不要告诉我这样严谨，需要严谨的地方多了去，没有必要把大把精力花费在这上面。一看就是很多从校门到校门的博士研究生写的，社会洞察力弱，只能从文献到文献，从理论到理论，从计量到计量。从一而终吧，好纯情的说。《经济研究》在这方面就做的好一些，既高大上也比较接地气。当然经济学季刊的论证过程要比《经济研究》看起来严谨一些也很详细。《世界经济》呢，像个处女一样，不仅仅杂志开数体格小而且里面文章更纯理论一些，有些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世界经济嘛，有自己的世界。网友混日子也不容易接着说，打的的时候，确实发现很多司机有着深刻的思想和制度认知，并且话语行间都体现出经济学思想，最重要的是接地和实际，比很多教授博导满嘴的空洞理论强多了，尽管司机们没有系统的学习过高校里的这些书，也没有实际发文章的经验，但道理是共通的，比如经常说的“一致性”，他们的“一样的嘛”，即一个意思。他们如果知道能把他们的这些道理用片片纸表现出来，用stata软件点击一下，就能够获得比他们没白天没黑夜转方向盘带来的利润大的多少倍的利润，还能够经常睡到自然醒，就不必交车、加油了，那他们一个个肯定都来学校念书了。在一般情况下，教授比讲师强，学院派比民间派强，诺奖得主比非诺奖得主强，经济学家比非经济学家强，被政府认可者比未被政府认可者强。但是，在二般情况下，却是相反，即讲师比教授强，民间派比学院派强，非诺奖得主比诺奖得主强，非经济学家比经济学家强，未被政府认可者比被政府认可者强。所以说，在中国文化中，刚能克柔，柔也能克刚，强能胜弱，弱也能胜强。换句话说，万事万物之间不存在一定或绝对的关系，既有一般情况，又有二般情况，更可能存在三般情况。也就是说，无论是教授与讲师，学院派与民间派，诺奖得主与非诺奖得主，经济学家与非经济学家，还是被政府认可者与未被政府认可者，他们之间没有强弱之分，犹如男人与女人之间一样，是平等的关系。

       民间学人太不容易了，正因为艰难，才要继续做下去。如果天下事都那么容易做，就没有“坚持就是胜利”这句话什么事了。可是事实上，“坚持就是胜利”这句话激励着千千万万的人走向了属于自己的成功。当然，肯定存在失败者。但是，失败并不总是那么可怕。只要真正努力了，追求了，付出了，坚持了，同样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譬如我本人，如果在2005年大病一场后就放弃读书做学问的话，就不会有这三五年著书立说，以飨千千万万的读者。极有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的打工者，过着常人的生活。当然，如果那样的话，读书人的理想肯定就实现不了。有人说，您并不成功，指的是物质财富的增长和积累。但是，仅就做学问而言，我已经成功了。更进一步讲，我这个成功是初步的，如果继续奋斗下去，还会有更大更高更远的成功在前方等着。又有人说，您现在说自己成功了，是骄傲自满的表现。其实，不是这样。成功是分阶段的，四十岁有四十岁的成功，六十岁有六十岁的成功，八十岁有八十岁的成功。也就是说，正如不同年龄有不同的魅力一样，不同年龄也有不同的成功。在新浪微博，网友liu6tot看到后说，这是自我标榜。我回复说，这纯粹是现身说法而已。再一个，在中国，政府能量太大了，民间自然就没活力了。这样一来，就存在千奇百怪的扭曲。其中，最突出的表现之一就是民间学人的现实困境。什么现实困境呢？就是有大量的脑力劳动，却不能获得相当的收入，进而过上体面的生活。也就是说，尽管他们的职业是读书写作，但是由于意识形态对思想市场存在强大压制等原因，他们的文章卖不出去，无法变现。毕竟，在某些人的眼中，说真话，就是胡说八道，以致于说真话的思想市场实质上被取缔了。在这种情况下，说真话的思想市场就不存在了，供需的机制就被切断了，就没有这种交易或买卖了。当然，说真话还是可以说。但是，已经不是那种处于自然状态的公共活动，成为私下活动了。所以，民间学人没有电视台邀请，民间学人的作品没有出版社出版，民间学人的文章没有刊物发表，民间学人需要家庭资助，民间学人成为旧体制受害者等等，也就不难理解了。试想，说真话就是为民请命，就是批评政府，政府肯定不高兴，自然就要打压，最有效的一招就是千方百计干扰或扭曲这个说真话的思想市场，让它名存实亡。现在这个社会，既有旧体制，又有新体制，两大板块共存，一个在后面拉着，一个在前面跑着。而且，旧体制的力量依然相当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