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周前，我为伦敦金融城(City of London)一家知名银行刚入职的一群管理培训生做了一次演讲。

整整30年前，我自己作为管培生加入了另一家银行，那家银行就在我发表演讲的那家银行以南不到100码的地方。在30年前的那个秋天，我也和现在坐在我面前的这些管培生一样，坐在下面恭恭敬敬地听着不同的人给我们做各种演讲。

但现在，作为站在台上发表演讲的人，我一直在回想当时的自己，然后，我意识到了一些奇怪的事。自我做管培生那时候以来，职场似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实际上变化并没有那么彻底。就管培生而言，变化微乎其微。

不可否认，还是有一些变化的。在1981年摄于伦敦摩根担保(Morgan Guaranty)的一张照片上，有8位男士和1位女士，也就是我。我们都是白人，不是毕业于牛津就是毕业于剑桥。但几周前听我发表演讲的那群人里，女性占到半数，也有一些有色人种和非牛津剑桥毕业生。

技术手段也今非昔比。几周前我发表演讲的地方，我身后就有一幅投影幕，可演示PPT，但我并没有准备。下面坐着的听讲者，每个人手边都有一部手机或黑莓(BlackBerry)可以玩，以免听讲的时候无聊。而在1982年的时候，演讲人为我们展示的是活动挂图，我们在台下避免无聊的方法是互相传小纸条。我还记得，有位演讲人告诉我们，银行刚刚购买了一样神奇的东西：传真机。大家听了都很惊讶。

我的演讲是以午餐会的形式进行的。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连午餐会这种形式都是不可思议的。那个时候，午休就是午休：除非你要出去跟客户吃饭喝酒，否则你的午休时间就是一个小时整。就连午餐吃的东西也不一样了，1982年的时候，我甚至都不知道世界上还有硬面包圈(bagel)和咖喱角(samosa)这些异国食品。

时间方面也有很大变化。如今管培生的入职培训仅三周，而我们当年的入职培训持续了一整年：银行认为我们会在那里呆一辈子，因此没有必要急着结束这个教导新人的过程。如今则不一样，没有人指望这些小孩会呆得住，最新调查显示，聪明的年轻人永远都在找工作，他们在一个地方工作的平均时间只有28个月（这个时间倒是要比我在摩根担保呆的时间要长，不过我当年离开另有原因）。

女性的面孔不断增加、餐桌上异国食品越来越多、技术手段也不断更新，同时，员工忠诚度不断下降、饭碗越来越不牢靠、工作形式也越来越随意。尽管有所有这些变化，但只要一闭上眼睛，我依然能看到1982年时的自己，穿着那件傻得要命的水手服去上班，买它的时候我以为那就是银行家应该穿的衣服。

没有变化的部分才是最震撼人心的。几周前讲话时的氛围，与我记忆中当年的氛围一模一样：台下的年轻人既雄心勃勃又十分焦虑、既有心彼此一争高低又互相惺惺相惜。这种味道非常强烈，几乎可以闻到，那是即将启程的味道。

同样，坐在台下听我讲话的那些管培生，也在受到当初困扰过我们的那些事的困扰。人们觉得，Y世代(Generation Y)操心的应该都是我们当年无暇顾及的一些事情，比如希望自己的工作有意义，渴望寻找工作和生活的平衡点，为个人的持续发展而苦恼。

但那些培训生们没有一个人提及这些问题。相反，他们问的都是些老掉牙的问题：如果出头？是靠运气、凭本事、还是要拉关系？这个问题不是个新问题，答案也还是那句老话：你需要有一些本事，这是最基本的，除此之外，你也需要凭运气和拉关系，两者的重要性不相上下。

他们还想知道如何拉关系：不同意你老板的看法总是明智的吗？人们普遍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如今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老板都说，我们过去比较狭隘，但如今已经没有等级这回事了，我们鼓励每一名下属说出自己的看法。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个问题取决于老板的性格，这一点始终不变。有些老板愿意与下属开诚布公地讨论问题，有些就不愿意。

我认为，在这些决定我们上班生活面貌的普遍准则中，也有一些是令人宽慰的。工作要么有趣，要么无聊。同事要么好玩，要么沉闷。老板要么和善，要么恶心。我们都希望自己遇到的是前者，而非后者。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哪怕到2042年、Z世代管培生开始接受培训时，情况也将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