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太多新名词，煽动着人性中的浮躁与虚荣。以至于人们渐渐习惯了偷懒，炫耀花样繁多的词汇来替代对事物本质的深入思考。对此始终抱有深刻警惕的我，倾力而为《强者：企业家的梦想与痴醉》，也引来一些朋友的不解。强者，这个工业时代英雄的代名词，于今是否还有生命力？为什么我要对强者的价值如此推崇呢？这里涉及对强者禀赋的认识。

　　强者的秉赋

　　一些莫名其妙的事件和人物，常常会使一个人陷于莫大悲痛或心灰意懒的境地。每当这时候，人们往往会向知己倾诉并企盼得到理解和点拨。然而，当后来你被原以为可依赖的人轻易地出卖了，你在特殊场合说的话成了插向你的利剑时，你的悔恨与绝望常常会使你陷入痛不欲生的境地。被知己背叛，是一个人最无法接受的现实。其实，背叛你的不是别人，而是你当初的直觉和判断力！

· 真正的知己，会一直看护和帮你提升判断力。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纪伯伦和蒙田等先哲，就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幸遇。他们总是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引导我如何从自身产生向上的力量。每当我翻开先哲的着作，便会荡漾着拳拳到肉的欲仙欲醉，妙到毫巅的心乐齐鸣，间或还有被纳入某种大景象的宁静。

　　如今，新书蜂拥而至，却呈泛滥过剩之势。许多“废弃的东西”，污染了我们的环境，使人们无所适从。一位着名企业家跟我交流，发现许多欧美畅销书，开始的十几页有内容，后面往往是凑数了。以至于他从开始的热衷买书转变为在书架上翻翻就放手了。他不想让它们干扰了他往深处去的觉察。一个人所能够真正反复精读的书非常有限。一如在生命的途程中对我们示好和帮助过我们的人数不胜数，而真正能够成为知己的也就那么三五人。读书不可太滥。“滥读”，常常是“滥交”和思维懒惰的代名词。

　　好书由作者的心血和精神铸成。读好书囫囵吞枣不成，死抠字眼也不成，你必须结合自己的生命体验，以心思维，不断证悟，方可领略一点那一座座硕大而崇高的精神山峰。一个人只要能基本读懂一两个先哲或几本传世经典，他就可能为自己奠定了一个摆脱平庸的基础。几本名着，一如知己，你经常要到他们那里去拜访。他们也会不时来叩响你的心门，激动你的情感涟漪。如果你不经常怀有去拜访他们冲动，如果他们的话语不在你的生命体验中反复引起共鸣，那就是说他们还不是你的知己。

　　好友看我的案头时常摆放先哲的巨着，有所不解。因为我关注的企业与企业家大都处在时代最前沿，我时常要对他们最新的动态和事件做出解读。难道最前卫的事件可以用最古老的智慧去透析？朋友不经意间窥探到了我的秘密。

　　古代先哲的心血着作，揭示了诸多人性的无穷景象。一次偶然的造访，或会洞开最邪门或最时新的人性迷局。今天所有的事件与态势，都是人性的外化，是人激励、交织和博弈的结果。你不到人性最小的片断中去揭示那最隐秘的内在机理，你就永远不能真正理解你所遇到的人和事。一切有深刻价值的问题，先哲们都用他们天才或颠狂的头脑痴情地思考过。今天我们这些正常人，既没有颠狂头脑，也没有把精神生命放在肉体生命之上的境界，很需要借助先哲们直击本质视角和力度，以穿透人性的雾障。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权力意志》、《死屋手记》、《地下室手记》、《先知》等经典，引导着我去触摸企业家人性与灵魂底处。尼采在晚年着作《权力意志》中说，“这仅仅是力的事业：具有本世纪的一切病态特征，但要以充盈的、弹性的、再造的力来调整。强者”。近十几年这句话千百次地撞击着我，每每产生一些激励和冲动。但是只是在今年我才豁然开朗——尼采的话形成了我对企业家群体观察的基本视角。

　　企业家的隐忍与果断充满了力的线条。他们不是神，具有本世纪所有人的弱点与病态特征。与众不同的是，他们在困顿无助的境地，常常能够以充盈的、弹性的、再造的力来调整，不断否定自己，整合一切有形和无形资源，创造性地开拓未来。他们也需要一点运气，靠那只看不见的手避开灾难走向辉煌。成功的企业家，就像战场上的幸存者最后成了将军，他们不见得比战死沙场的烈士更优秀。一将成名万骨枯。当人们用崇敬的目光包围着企业家的成功时，一种莫名的无意义却会向他们袭来。过程中那一个个道貌岸然的贪婪与明知不仁也要强为的无情，让他们齿冷和厌倦。对企业家群体有了这样的理解，当我解读起任正非、张瑞敏、柳传志、李东生、孙宏斌、谢企华、沈文荣、李嘉诚、山姆·沃尔顿、杰克·韦尔奇、盛田昭夫、出井伸之、堤义明等着名中外商业领袖人物时，就有了与众不同的视角和维度。

　　谦谦君子和儒雅书生，没了力的线条，永远做不了企业家。就是老子、尼采等先哲再世，他们只懂顺应大道，也成不了企业家。企业家有一股子血性，他们时常凭借强烈的梦想，痴醉，直觉，偏执，走极端，昧良心，不顾一切把事物向前推进。时代尽管飞速变化，还更改不了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这是千古人性传递出来的密码。

　　对焦强者，首先触动我的是他们不同凡响的思维特质。

　　　　那一年甲骨文CEO 拉里·埃里森被邀请去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时，置主办方的殷殷之情于不顾，做了一番最不可思议的演讲。对那些就要毕业的学生，他感到绝望。对那些新入门的学生，他唯一的劝告是：“收拾好你的东西，带着你的点子，别再回来。退学吧，开始行动。我要告诉你，一顶帽子一套学位服必然要让你沦落！”

　　这些看上去荒谬绝顶的话，总让我感受到一种冰冷的现实。人们被诸多语言之真理固住了。过量的知识或过量的历史，形成很大的重负，窒息一个人最强烈的本能，如热情、反抗、忘我和想象力。于是，那些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商人，往往能捕捉到事物稍纵即逝的“有效性”，因而能先人一步拍板把握住机会；而那些学高八斗的智者，却在理性与逻辑的考证中，失掉先机遭受怀才不遇的苦痛。武学的极至讲求忘掉招式和套路，身心融于一种自然；商业的极至讲究的是去掉“内置的帽子”，进入一种自由的状态。

对那顶“内置的帽子”提出质疑的不是拉里一个人，他也不是最早的人。经营大师松下幸之助、安迪·葛洛夫、山姆·沃尔顿以及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都持有同样的看法。索罗斯早年师从英国自由主义哲学大师波普，深受其开放社会的理念所影响，与一般实用主义投资家不一样，他是用一种有着深刻哲学思想背景和理念，并结合自己气质和志趣的方式，来认识社会、经济和金融市场并进行操作的。因而在较深刻的层次上，形成了其独特的思想、理论、观点和方法。而波普关于人的认知的可错性（FALLIBILITY），就是他思维的出发点。

　　索罗斯把那顶“内置的帽子”，归结为人们的偏见，它们往往又会集成为诸多理论的假说，约定俗成的规则，甚至难以动摇的体制。这些偏见的集成缺乏对人类知识可错性的意觉，也缺乏对认知作用和参与作用互相干预的了解。索罗斯赚钱的奥秘恰恰在于其反向思维，发现市场与制度缺陷，并自觉利用这些缺陷赚钱。索罗斯成功的预测1987年的崩盘，还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赚得钵满盆溢。因此，他对市场原教旨主义泼去的所有污水，也都更有市场。他认为，对放任市场的盲目信仰，是建基于市场机制趋向均衡实现最优配置这项假设。这个“内置的帽子”，正是市场的根本缺陷，以及全球资本主义的根本缺陷。

　　“内置的帽子”在索罗斯那里没有空间。人类对事情的认知是不完整的、有缺陷的，天生就容易出错，这是他判断世人和他自己的基本尺度。索罗斯相信使他与众不同的最大能力，就是他能很快的察觉过错。能做到这一点，势必拥有较为敏锐的心智及高人一等的勇气。当然，找错误对索罗斯来说，更是一件很快乐的事，而且像呼吸一样自然。他清楚，只要知道大众和他自己的缺点所在，他就能乐观地领袖市场。索罗斯常与实际操盘人就投资问题做检讨及辩论。他的问题又专业又刁钻，一直到再也没有问下去的必要了，才放心进行投资。

　　抹掉永远正确的光环，扔掉自尊这顶“内置的帽子”，使得拉里·埃里森与乔治·索罗斯有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力量。这种力量并不是我们通常想像的远见卓识与果断魄力的结合，而常常表现为视野的局限性和行动的彻底自由的融合。不少人对错误耿耿于怀，总要花费许多心思去化解、解释、寻找不是自身错误的理由。在这样苦苦寻找的过程中，错误提供的巨大机会也就消失贻尽。他们都没有这么傻，他们耽误不起功夫。错误提供的商机可能只有几分几秒，抓不住就会全盘皆输。任何一种错误，都有着强化自己的本能。任何一种行为都有上千条理由确定它的正确。一旦选定了，就要寻找相关有利的佐证，而忽视或阻隔那些不利的事件。由此就构成一个阻隔人们视野的筛子。尤其当一个人在组织中只有相对的控制权，上面有组织，有一柄尚方宝剑，随时可以落下，他必须像小媳妇那样提心吊胆，否则就容易被滑落的宝剑斩首。

　　去掉了“内置的帽子”的领袖们，乐于和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当别人还在为事情怎么可能是这样发生而错愕时，他们却已经绝尘前行了。在个人面子与现实之间，他们更尊崇现实。他们从不简单地听取汇报，而是义无返顾地深入第一线，去了解把握现实。公司出现什么难啃的骨头，或是突然冒出一个难题，他们总是在第一现场出现。许多重大的决策，都在现场做出。几天不见面，他们的思想会跟着新的现实大踏步地往前走。

　　他们看上去毫无负担，什么前人的经验、行业规矩、通行准则、个人资历、关系网络、权威视野、个人尊严等等一切都左右不了他们，唯有现实的焦点问题能引导他们追求一个又一个方法和一个又一个更新的自我。领导力是一个漂移着的神谕，只有当一个人充作将来的建筑师，充作现实的力行者才能占有它。

　　善走窄门

　　去掉“内置的帽子”，反映了企业家群体的一个共同思维特质。像沃伦·巴菲特、比尔·盖茨、安迪·葛洛夫、山姆·沃尔顿、亨利·福特以及中国的任正非等，他们熟稔大众的心思，却总要避开宽阔的大道偏执地走一条与众不同的窄路。自誉师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家余华，用51万字的《兄弟》诠释了他的人生哲学。小说的主人公俩兄弟，一个选择了高大、正确、善良的宽门，另一个选择了狭促、隐忍、扭曲的窄门。他们的沉浮裂变初看上去荒诞透顶，细品却暗合阴阳转化至理。“无论是写作还是人生，正确的出发都是走进窄门。不要被宽阔的大门所迷惑，那里面的路没有多长”。余华对世人的告诫，同样适于企业家。从一条宽广大路出发的企业家常常走投无路，而从一条羊肠小道出发的创业者却能够走到遥远的天边。

　　　　可是在现实中，人们更容易选择宽门，走上一条大道。一大批中国公司，只要制定一整套品牌渠道发展战略，保证在广告上持续投入，而不需在研发上动真格的，就可以坐拥市场的无限风光了。中国巨大的消费市场，盲动的消费群体，不甚权威的消费者主权，为一系列公司提供了弱化的温床，使他们不用怎么拚搏就能拥有大片疆土。过去28年，中国创造了经济奇迹，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但是却很少涌现一流大企业和企业家。追根寻源，正是那条人头涌动的大道所致。在那里，新“父爱主义”盛行。

　　早先，“父爱主义”的源头来自国家及其代表者政府。后来，滥施溺爱的“父亲”却由国家换成了中国的消费者与雇员。在中国庞大而宽阔的市场上，消费者主权比较薄弱，无论产品出了什么质量问题，就是遭遇丧亲之痛，也会不影响社会稳定而忍气吞声，甚至还会习惯性地照样按照广告去购买商品。结果就是，假冒伪劣横行，有毒奶粉、有毒肉类、发霉食品、垃圾电子品等等畅行无阻。而中国的雇工，则往往能在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很低收入之下，一干就是17-18个小时，成为干活的机器。

当然，也有选择窄门的中国企业家，任正非就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华为员工成为深圳的高收入族群的事实，更把任正非与一般企业主区别开来。商人们趋之若鹜的工商联副主席和全国性大会的代表资格，他守拙婉拒；企业家们花巨资才可以现身的媒体盛事，任正非更是一概谢绝。他避开喧嚣，远离闹市，却掌握了新的驾驭媒体的艺术：他常常根据情势发展，不时抛出凝聚着深刻洞见和教益的美文，说公司、说战略、说做人，从而把引导公众与教育员工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他对基础教育地位的建言、对“冬天”的忧患，以及对英雄主义的旷野呼喊，既能与一线员工保持共鸣，又能为广大公众所接受，有些思想甚至直接被国家领导人所熟悉和欣赏。大巧若拙，攻藏兼备，完全由自己掌握节奏。他关闭广博的视野和社会交往通道，集中到一个现实运作的焦点上来，向巨大的无穷性敞开大门。

　　专注是一种很强大的力量。任正非对此有超乎寻常的偏爱。在《华为基本法》第一条规定：“为了使华为成为世界一流的设备供应商，我们将永不进入信息服务业。通过无依赖的市场压力传递，使内部机制永远处于激活状态。”对这一条所包含的东西一直是一个谜。对此，部分《华为基本法》的编撰者，甚至一度热销的《华为真相》一书，也没能言中要津。《华为真相》的作者针对基本法第一条做出结论：“任正非的思想，有时是脱离企业发展目标的，陷入思想家的自我权威陷阱。”其实大谬不然。

　　商业是人性的游戏。戏子可以哗众取宠于一时，但却终究战胜不了骨子里的平庸；没有真正洞悉人性本质的商人，不可能驾驭人性成为旗帜。旗帜必定是孤独的，不孤独不足以成就旗帜。任正非的不为人理解，正说明他攀登上了一个高度。华为固守通讯设备供应这个战略产业，除了一种维持公司运营高压强的需要，还为结成更多战略同盟打下了基础。商业竞争有时很奇怪，为了排除潜在的竞争者，花多大血本都不在乎。在通讯运营这个垄断性行业，你可以在一个区域获得一小部分的收益，可是在更多区域运营商们会关闭你切入的通道。任正非洞悉人性的弱点，守护着华为长远的战略利益。

　　华为坚定地走在自主创新的窄路上。唯有立于核心技术这个战略高地，在通讯设备行业才可以江河高下，势不可挡。华为还在刚刚能吃饭的时候，就义无反顾地把大量的资金投入研发，投入强度一直保持在利润额的10%以上。华为拥有超过1万人的研发队伍，其研发经费的70%用于基于当前客户的产品研发，尤其重视运营商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案。大多数运营商考虑的首要问题是兼容，而不是来了新的网络技术就把现成的技术一锅端。这就要求通讯设备供应商，对电信网、IP网、无线网等都要有深刻的理解，能够不断使他们的现有网络升级，而不是全面更新。华为是少数几个具有提供全面解决方案实力的厂商。

　　对人性的把握，还使得从不按常理出牌的任正非做出了“不可思议”的选择：把华为的分裂者李一男重新作为合作伙伴收进华为。当年，李一男在风险基金的推动下，从华为拉走了100多名技术与销售精英创立了港湾，形成了连锁反应。人们纷纷效仿，其后从华为出来创业的尖子多达3000多人。用任正非的话说，“华为那时弥漫着一片歪风邪气，都高喊资本的早期是肮脏的口号，成群结队地在风险投机的推动下，合手偷走公司的技术机密与商业机密，像很光荣的一样，真是风起云涌，使华为摇摇欲坠”。任正非所言不虚。在李一男咄咄紧逼的时候，华为正穷于应付思科的世纪大诉讼。那份腹背受敌的煎熬，一般人难于忍受。任正非清楚，那是国外风险基金在背后做崇。目的很简单，就是挖空中国的脊梁华为，削弱中国的竞争力。而国外基金所凭借的也仅仅是中国人人性中自我膨胀的一面。坚定的汉子任正非，对港湾等竞争性公司采取了果断的措施，多方封杀。最后，港湾走投无路的时候，华为自身也“惨胜如败”。这时，任正非打破困局，主动伸出那温情有力的大手，与李一男紧紧地握在了一起。这两个善走窄门的男人结合在一起，必然创造出世界一流的华为公司。

　　　　力行者是无良心的。向后回顾，他一无所见；向旁倾听，一片茫然；向前倾听，意兴懒散；唯有眼前事物的理，深深的吸引了他，他的视界有一道粗壮的线，隔断了所有其它的事物。他善于把自己的、前人的、历史的、同行者的、同代人的经验和智慧吸收过来，形成一个最大的力量专攻眼前的焦点。把自己从若干无用的渊博的视界中解放出来，是任正非们获得自由的根本途径。

　　空性法则

能够在一个度数里，无成见地去感觉和行事的能力，是一个领袖人物最重要最根本的能力。一旦进入这种无成见的状态，人的创造性就会得到极大的发挥。人们通常不会自觉利用“无”，而是一个劲地用一些广泛的东西把自己填满。殊不知，被填满的人是没有任何创造力的人，因而也就与完成伟大的事业永远绝缘。这个思想，用拉里的语言说是 “去掉内置的帽子”，而启用东方的语汇就是“空性”了。

　　空性，是佛学上的一个核心概念。《金刚经》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件事物好坏，发展的潜力与潜能，是困境还是新契机，关键是看主体能否专注凝神、敞开心胸来化转。“随缘”，并不是被动地随波逐流，而是去除蔽障、主动地去把握诸种潜在可能的心态与思维。空性法则是一种很高的境界，这种境界的获得，不是靠理性思维，而是靠生命的涅盘和证悟。没有经历，无论如何到不了这样的境界。痛苦、无聊与去执，是一个人得以到达圆满空性境界的三种推动力量。许多人能够跳出“痛苦”的深渊，甚至能够渡过“无聊”的沼泽，却唯独做不到去执，尤其是在被人冤枉遭受无妄之灾时，更放不下一口气，不报复毋宁死。孙宏斌是一个特例。

　　1990年，25岁的孙宏斌当年凭着热情与一股蛮劲，被破格提拔为联想集团企业发展部的经理，主管范围包括在全国各地开辟的18家分公司。这个官在杨元庆与郭为之上。当时柳传志在香港筹备香港联想。孙宏斌自以为柳传志的深意是尽量让联想的老人们靠边站，于是分公司的头头脑脑基本上都由他一个人说了算。孙宏斌在分公司开始拥有了很高的威信。与元老们的冲突和摩擦也逐渐升级。最后，一纸“孙宏斌权力太大，结党营私，分裂联想，联想要失控！”的告急信将柳传志从香港拽回了北京。

　　柳传志回到北京之后马上进行了调查，发现孙宏斌的事情确实不是“空穴来风”。尤其让柳传志震惊的是，孙宏斌居然办了一份《联想企业报》，而且在《企业报》的头版突出企业部的纲领：“企业部的利益高于一切”！善于见微知着的柳传志，当然知道这样的文化取向对于他正在竭力倡导的“大船结构”架构的破坏性。

　　年轻气盛的孙懂得事业的逻辑，懂得调动属下的积极性，却唯独不懂公司政治的风情。他的属下在柳传志召集的整风会上为了保护他直接顶撞柳传志。会后他却拒不执行柳传志裁掉这个人的动议，错过了缓和矛盾的契机。一旦确定孙“不可救药”，柳传志马上快刀斩乱麻，决不手软。孙宏斌很快获莫须有的挪用公款13万元的罪名被投进了监狱。

　　时间是最好的老师。在昏暗窒闷的囚室里，孙宏斌每天仰望着窗口。义愤，冷峻，无奈，渴望，灰心，淡泊，诸多情愫在心里一一掠过。一天，一抹夕阳让他打了一个激灵：难道这就是我的一生？！这时，孙宏斌的“政治意识”突然觉醒，他发觉了自己的离经叛道，品味出那左右一个公司运行的潜规则。他竟然天真地想在一个只能通行独裁的金字塔体系中另外树立自己的旗帜，难怪被投进监狱！在柳传志冷酷无情的外表中，他读出了那脆弱而顽强的人性。一如母亲为了保护幼子与豺狼搏斗，柳传志为保护自己视同命一样的公司，不得不跟他动真格的。看到问题是自己造成的，孙宏斌第一次开怀了。他理解了柳传志。在内心达成理解的那一个瞬间，无疑是他职场生存的成人仪式。他勇敢地接受了这个巨大的真实。

　　接受现实的孙宏斌，把一切恩怨化为零。一种对柳传志这位人生真正老师的感激之情油然而生。他在快要出狱的时候，以一个新人的朝气主动找到柳传志承认错误。柳传志对他的坦诚和胸襟刮目相看，并慷慨借给孙原始积累的第一笔启动资金50万元，以后还帮助孙宏斌接轨一些重要的社会经济关系。在公司政治中觉醒的孙宏斌，踩着悬崖边跳舞，用了10年时间，打造了一支中国地产的百亿军团。在自己的地盘上，当初在联想没有获得的信任和尊重，孙宏斌无保留地授予了他委托的管理团队。是委托不是信托，孙宏斌划清了“零容忍”的底线。不在场上踢球的孙宏斌，对上场人员的拉帮结派格外在意。顺驰曾有多名高层领导被解职和开除，原因是他们违反了这个最基本的东西。在公司的发展中如果有人说出话来其他人不敢质疑，孙宏斌就会像柳传志一样倍感紧张。平台是他的，你尽可以批评他独裁，但他不能容许公司除了他以外还能有另外的权威。一个能够回归零的人，也固执地要求他的团队也必须分分钟回归零！用孙宏斌的话说，“不归零就走人！”

　　欢乐与忧愁总是结伴而行。从泪水注满的同一眼井中，欢乐也泉涌。当我们欣喜时，深究自己的心灵，或许会发现如今带来欢乐的，正是当初带给我们痛苦和忧愁的东西。当我们悲哀时，再审视自己的心灵，或许也会发现如今带来忧愁的，正是当初带给我们欢乐的东西。人生积累到了一定的层次，视野便成为决定性的东西。与坐在书斋里引经据典的老学究和未见过世面的年轻人之先验的思维不同，孙宏斌这样的“过来人”，亲眼看到他从不相信的东西出现过，知道初看起来片面的东西，或许要主宰事物的进程。于是他深知跟生活讲和的意义。人类洞察力具有根本可错性，没有一种观念是绝对正确的，世界上也没有绝对正确的人。是否能够保持一种随时“回归零”的状态，是一个人是否把各种可能性都能纳入视野的根本所在。

　　“过来人”李嘉诚，历经沧海桑田，终于为自己找到了坐标：“建立自我，追求无我。”

　　这是以富兰克林为代表的使美国强大起来的一种精神传统。富兰克林，1706年生于波士顿，家境清贫，12岁当印刷学徒(李嘉诚12岁开始当茶童)，1730年接办宾州公报，他为政府印刷纸币，在实业上获得了很大成功。他更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在美国独立后，制宪会议一开始，富兰克林就表现出一个政治家的博大胸怀。虽然他众望所归，但他却提名华盛顿将军当总统。富兰克林还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和教育家，他罄尽他所有物质的和精神的财富，用于建造社会能力（Capacity building），推动美国人更有远见、能力、动力和冲劲。富兰克林的人生标尺，更能为李嘉诚的生命注入活力与激情。

　　李嘉诚2006年8月24日宣布，将来会把自己至少三分之一的身家捐给名下的三个慈善基金。据今年３月公布的《福布斯》全球富豪排行榜估计，李嘉诚身家约为１４６６亿港元，若以此计算，捐款约合４８９亿港元。李嘉诚还表示，无论其家族成员或是董事，都不能从基金会拿取一分一毫，基金会是百分百做捐献的。

　　李嘉诚一直在思索和实践强者的有为。他在2005年9月25日长江商学院毕业典礼上致词取名就是《强者的有为》。他说：“强者的有为，关键在我们能否凭仗自己的意志坚持我们正确的理想和原则；凭仗我们的毅力实践信念、责任和义务，运用我们的知识创造丰盛精神和富足的家园；我们能否将自己生命的智慧和力量，融入我们的文化，使它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中能历久弥新；我们能否贡献于我们深爱的民族，为她缔造更大的快乐、福祉、繁荣和非凡的未来。”已届耄耋之年的李嘉诚，仍然真诚地投入了建构一国精神山脉的工程之中。他知道，当我们的心灵强大时，我们便可以创造一切，享受一切。

　　强是人性，弱亦人性；善是人性，恶亦人性；执是人性，变亦是人性。先知纪伯伦曾经用“先驱”这个词，概括了人之观人的角度，他说：“你是你自身的先驱，你建造的塔只是你‘大我’的根基，你的‘大我’，又将成为新的根基。”“你们的善寓于你们对自己‘大我’的渴求中；你们每个人都有这种渴求。” 是的，生命的式样是多重的，当我们阔步而坚定地向目标前进时，我们是善的；当我们为饥饿困境折磨蹒跚而行时，我们也不是恶的。

　　强者，不是那些从来说一不二的人，也不是那些僵硬不知变化的人。恰恰相反，一个人越是能够否定自己，越是具有强者秉性和思维。难怪一个企业家说，“我权威，因为我正确；我正确，因为我不断犯错误，而且见错就改”。强者思维说到底就是“实事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