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市场惠及的不只是老百姓个人，也能影响国家的存亡、朝代的兴衰。当风险不能通过金融工具进行交易分散时，君臣可能也难以左右国家的命运。

我们从明朝末期的李自成起义说起。一般看法是：官场腐败导致朝代灭亡。长期而言，政府权力失控、制衡不够所造成的腐败泛滥最终会导致王朝灭亡。可问题是“长期”到底是多长呢？腐败政府持续十年甚至几十年不垮的例子历史上有的是，现今世界上也多的是。到十六世纪中后期，明朝已经持续了200多年，嘉靖朝（1521-1567）的后期已经腐败了，十七世纪初明朝可能更是遥遥欲坠，但如果不是自然灾害“帮忙”，李自成们、张献忠们的起义也不见得能摧毁明王朝。事实上明朝除了应对农民起义挑战之外，更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不断冲击。那么，李自成的成功、明朝的灭亡到底跟气候风险有何关系？或者说，如果十七世纪的中国也有现代金融市场帮助各地社会、不同个人之间相互配置风险，明王朝是不是能免于灭亡呢？

1606年出生的李自成，青年时期本来有正规工作，在传递朝廷公文的驿站做驿卒。可是，由于朝廷财政吃紧，1628年（崇祯元年）全国三分之一的驿站被裁撤，李自成因此失业回家，并开始欠债。同年陕西（李自成的家乡）和山西发生大旱灾，生存困难。冬季时，李自成因不能还债，被告到陕西米脂衙门，县令将他“械而游于市，将置至死”。好在亲友把他救出，接着他跑去杀死了债主，之后被迫投奔起义军。

而朝廷在1628年前后出现财政危机，主要是由气候灾害所致。十六世纪中叶，明朝已建立近200年，加上嘉靖朝廷本身也越来越腐败，上下开支出现某些失控，属预料之中。但更重要的是，按照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郑景云、萧凌波、方修琦等学者的研究，1550年代华北气候总体变冷、变干，旱灾也越来越频繁。这些旱灾一方面挑战蒙古等北方游牧民族的生存，增加他们攻打中原以求生存的压力，威胁明朝；另一方面也使明王朝在北方的军屯军田难以耕作、产量大减（郑景云等学者考证：由于气候危机，十六世纪中期河北每公顷产粮1168公斤，到万历年间为584公斤，而到1620年后下降到每公顷230至350公斤）。

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武力威胁和屯田荒废、减产，迫使朝廷扩大军队，同时也造成政府财政更多地用于军队。在1550年前，军事开支占朝廷岁出的31%左右，而到1590年后上升到90%。尽管明朝名臣张居正在万历年间推动的改革改善了财政，但不足以填补快速上升的军事开支。军队开支占朝廷岁出90%左右的局面一直维持到明朝终结，以至于1628年崇祯皇帝一上位，就不得不缩减财政开支、裁撤驿站。从这个意义上说，李自成参加起义跟气候灾害有很强的关联。郑景云等学者的研究发现，1628-1633年的农民起义基本都发生在旱灾县域。

气候危机，尤其是旱灾，把李自成推向起义；但如果不是后来更多更大的旱灾，李自成的起义也未必能活下来。至少有两次，他的起义军几乎被灭，都是大规模旱灾成就了他。

第一次是1633年末，李自成、张献忠等率领的农民军被曹文诏的明军铁骑队在山西击败，余兵逃到河南，又被多路明军包围在黄河与太行山之间。眼看起义军随时被清光，可是由于那年底河南超常寒冷，黄河水面被完全冰冻，给了李自成等的军队越过黄河逃跑的机会。接下来，1634-1636年间河南和周边省份又发生大面积严重干旱，千千万万农民面对生存危机，谁给他们饭吃就愿意跟谁跑，这些饥民又给李自成、张献忠提供了大规模招兵的机会。就这样，李自成的起义军很快扩大到60余万人，比1633年之前更强大。

到1636年，农民起义军规模庞大，威胁明王朝，迫使朝廷加大平息起义的力度。那年8月，主要农民军领袖之一高迎祥被明军击败，次年张献忠兵败投降。1638年，在明军集中武力攻击下，李自成军队也败下阵来，最后他带着残部17人躲到陕西东南的商洛山中。这是李自成第二次几近灭迹。

但是，1639-1641年的旱灾不仅更加严重，而且还覆盖了更多省份，饥民数比之前更加巨大，这又给李自成提供了所需要的机会。1640年，李再次回到河南，收留饥民，重建起义军。郑廉在《豫变记略》这样描述李自成大赈饥民的盛况：“向之朽贯红栗，贼乃藉之，以出示开仓而赈饥民。远近饥民荷锄而往，应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绝，一呼百万，而其势燎原不可扑撲。”到1641年3月，他的起义军增加到100多万！那次旱灾持续三年，不仅让李自成、张献忠东山再起，而且严重中断了明军的粮食供应，使政府军无力对付农民起义军。1644年明朝最终被李自成击败！

虽然长期而言腐败王朝会灭亡，可是，短期来讲不一定必然会垮，关键要看是否有风险事件引发危机，也要看朝廷是否有应对风险冲击的手段。明朝最后的几十年是旱灾频发的时期，尤其在1628至1643年，干旱程度达到历史之最，那十几年里河南、河北、陕西等有七到九年干旱！这不仅给李自成们一次又一次的起义机会，而且极大地考验朝廷，使腐败的王朝难以为继。

前面主要从军事上谈到李自成起义军实力如何不断通过旱灾得到支持，两次起死回生，最后击败明朝。可是，实际上，如果明朝当时的财政没有每况愈下，起义军未必能成功；也就是说，如果换成现代，明朝的结局可能会大为不同。前面说过，明中叶之后政府财政逐渐吃紧，到十六世纪中期每年财政赤字多者400万两银，少者百万两。1567年时，太仓银仅存135万两，只够三个月开支。

这种财政赤字大概有多严重呢？当时一年财政收入在2000万至2500万两银之间，是4到5亿两银GDP的5%左右。这样，即使按照最多的400万两银赤字算，也不到当时GDP　的1%，远低于今天2.5%左右的财政赤字。可是，我们说中国今天2.5%财政赤字是非常健康的，而原来1%的财政赤字却严重到可以把朝廷压垮。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关键在于明朝那时没有跨期配置收入的债券市场或长期借贷市场，而今天不仅可以发债，还可以发行30年甚至100年才到期的永续债，能把今天的财政赤字摊平到未来100年慢慢还、逐步还。

债券是现代政府抵御财政危机、国家生存风险的主要手段。而在没有借债手段的情况下，明朝廷只能在加税、拖欠、货币成色上找活路。靠单年的加税来解决财政危机，其最大的缺陷是强化了突发性大额开支对社会当年的冲击，等于是“税负休克疗法”。加税无法让朝廷把一次大开支平摊到未来30、100年的财政收入上，后者只有长期限债券等证券才能作到。

自万历四十六年（1619年）始，“辽东兵事兴……先后增赋凡五百二十万有奇，遂为定额”（张廷玉《明史》卷202，中华书局，1974）。但这些增税并没缓解明朝廷的财政危机，到1628年崇祯继位时，财政赤字为113万两。

据王昊先生在《论崇祯帝》引证，为补亏空，崇祯帝在万历年间每亩加9厘税赋的基础上，再增3厘，共增税165万两。这笔税跟万历年间三次加派加起来，共达680万两。但是，农民战争在气候灾害的帮助下势头不断猛进，朝廷军费开支不断上升，而屯田收成继续下降，财政赤字压力仍持续扩大。如果再加税太多，会加剧官逼民反的势头，朝廷只好尽量拖欠军饷等债务，崇祯元年时各边欠饷已达520万两。

到崇祯十年（1638），朝廷仍然拖欠边镇军费，导致边兵大量投身于农民起义军，把明朝进一步推向崩溃。在崇祯十一年更大旱灾的冲击下，战情急转直下，财政危机也进一步恶化，“不集兵无以平寇，不增饷无以饱兵”，崇祯帝只好“勉从廷议，暂累吾民一年”,批准加派280万两新税。

据王昊《论崇祯帝》的引证，当时，崇祯帝还试过其它办法缓和财政危机，包括要求富室勋戚捐助、节省宫廷开支等，但均不成功。在传统中国朝廷只注重“节流”存银子而不是通过负债发展、把“饼”做大的大背景下，债券市场所需要的销售体系在平时没机会发展，等亟需发债融资时又不可能一夜之间建立起来。所以，崇祯皇帝发现债务融资之路走不通，不足为奇。

实际上，中国大多数的朝代变迁和社会动乱都发生在冷气候、高旱灾时期,　气候变化是影响中国朝代循环以及大乱—大治交替的因素之一。除明朝之外，中国其它朝代的灭亡也大致如此。在王朝灭亡之前几十年一般会经历异常气候风险，在没有现代借贷市场帮助的情况下，它们都难以应对气候灾害带来的国家存亡挑战。根据龚启圣、白营、陈强、贾瑞雪等学者的研究，自秦朝以来，旱灾年份里，中原汉族王朝一方面会面对更多农民起义等内乱，另一方面也更会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进攻，因为在旱灾带来的生存压力之下，游牧民族更有可能攻打中原农耕社会，掠夺物资，以求活路。

中国之外，古埃及及其它中东国家、美洲、欧洲等，在远古和近古时期，气候灾害也都曾经是战争、社会动乱的最重要起因之一。公元250年至公元600年间的气候变化，促使西罗马帝国崩溃。欧洲过去一千年中的寒冷期期间，冲突频率明显高于平常时期。

而在人类进入现代后，旱灾、水灾等气候灾害和其它风险事件也会发生，但我们不用担心北方游牧民族是否会攻打中原，不必担心是否会有下一个李自成或其它社会动乱，更不会引发国家存亡的挑战。原因当然跟现代强势政府的形成以及正规军的武器优势有关系，但是，金融市场所起的作用也不能忽视。因为如果没有金融市场提供的抵御存亡风险的金融工具，个人和国家在面对风险事件的冲击时可能还会求助于暴力。

在现代金融发展之前，如果一个王朝本身已经腐朽，只要不发生旱灾、水灾或其它大风险事件，只要粮食收成还多少能凑合，那么，腐朽不一定马上拖垮王朝；但如果遇上自然灾害，特别是百年不遇的旱灾，腐朽王朝的宿命可能在劫难逃。而有了现代金融市场后，规避风险事件冲击的工具大大丰富，即使旱灾等风险发生，腐败王朝也未必会垮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金融市场不仅改变社会，给个人更多自由，而且也打破改朝换代的历史规律，延长了政府的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