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国学类出版物对文化复兴的推动作用

杨松超

书籍作为最早的出版物，被誉为人类进步的阶梯；音像出版物给人以获取知识直观和形象的效果；网络出版则以其超越时空限制、实时无缝和成本低廉的优势迅速占领着当今的出版物市场，无论载体的形式如何，传播的方式如何，归根结蒂，是内容的传播，是对文化的传播和积累。我国的文化复兴方兴未艾，出版物厥功甚伟，本文旨在通过对文化复兴与出版物之间关系的论述，阐释出版物对文化复兴的重大价值。

一、中华文化复兴正当其时

近代以来，由于屡遭强敌欺凌，中华民族的先进知识分子们痛定思痛，在寻找问题根源的时候，将责任归集到了中国的传统学术上，亦即我们所说的“国学”，认为是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桎梏了整个民族的生机与活力，提出了诸如“打到孔家店”等过激口号，“国学”在“五四”运动前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新中国成立后，1966年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运动及紧随其后的“文化大革命”使得本已式微的传统学术濒临死亡，蕴藏于民间的传统文化被不加区别的消灭和清除，中国的传统学术和传统文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浩劫。改革开放后，伴随着对科学知识的重大渴求，我们全方位的向西方学习，国学当中的经史子集沿袭了按照西方学科的分类方法，被划分到哲学系、历史学系等的不同专业，我们仅在中学和大学的语文课本中保留了一小部分经典篇章，这些内容对于人文化育是远远不够的。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伴随着国家经济地位的不断提高、社会的迅猛发展，尤其是民族自信心的空前提高，教育界开始不断反思我们对中国传统学术的态度，才发现我们的儒家学说是整个世界和平与大同的思想源泉，才发现我们老庄哲学的理念远超西方近现代所有哲学家的理念。儒释道思想在解决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和人与自己内心之间关系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在大中华文化圈。孔子学院已经在全世界建立了435所，老子的《道德经》被翻译成100多种文字，成为翻译文种仅次于《圣经》的经典，西方的哲学家和科学家们在不断的从中寻找启发，获取营养。2005年10月16日，中国人文社科研究的重地——中国人民大学正式成立国学院，成为新中国建国以来的第一所专门研究中国传统学术的研究机构，相关的学术成果不断涌现。在实务界，如工商管理方面，大量的国学类高端培训持续兴旺；广大群众对通俗易懂的传统文化知识也如盼甘霖，《于丹论语心得》销量超过1000万册，所引起的巨大社会反响即为最好的佐证。这一切都说明，中华传统学术和传统文化伴随着国家经济实力和国力的整体增强，正处在一个文化复兴，文化大发展的阶段。需要说明的是，文化复兴与复古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器物方面和制度方面，我们不可能回到古代，但理念是不受时空间限制的，而我们需要继承和发扬的也正是理念方面的精髓。而今的文化复兴，需要我们学人将中国固有学术中的精髓古为今用，发扬光大，这就需要我们在出版物方面积极求索，为文化复兴发挥应有的推动的作用。

二、国学类出版物概览

 我们认为国学类出版物主要分为书籍出版、音像出版和网络出版。

书籍出版从内容方面看，又可以分为理论研究类和大众类，理论研究类书籍如中华书局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都出版了大量经学方面的注译本和以儒家思想为主的研究性著作，如《康有为全集》、《黄宗羲全集》等；为配合国学的教学工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还出版了《国学经典解读系列教材》等。大众类书籍尤以中华书局出版的《于丹论语心得》为甚，2006年11月出版以来，累计销量超过1000万册，该书实际上是唤醒了浸润于我们骨髓中对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基因，类似于美感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无论我们忘却多久，只要条件具备，稍加点拨，就一定会呈燎原之势。

音像类出版物如《论语》类、《易经》类等所占比例最大，在全国数十家音像出版社出版了数以千计的国学类音像制品，典型的如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傅佩荣读孔子、读孟子、读老子和读庄子等。

网络出版方面，在网络阅读呈漫天之势的今天，通过电脑和手机，大量的国学知识类内容被广泛传播，很多大的网站都开辟了专门的国学类栏目，如腾讯网中开辟的“腾讯儒学”、“腾讯佛学”和“腾讯道学”栏目；中华儒学网为儒学平民化和现代化提供专门的平台，这些国学类的网络栏目和专门的平台借助网络出版的巨大优势，在宣传、普及国学知识方面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三、国学类出版物与文化复兴的关系

我们认为国学类出版物与文化复兴是相辅相成，互相推动和促进的关系，二者不可或缺，无法分离。

（一）国学类出版物是文化复兴的主要推动力。国学类出版物在文化复兴之前，由于一些先进思考者的执著和理论勇气，他们率先提出了相关的观点并提供了大量的文章或出版物，起着点燃文化复兴之火的作用，这些出版物开始逐步地影响一批又一批同时代的人，也必然对后继者产生大量的影响，正如“五四”运动前后，新文化运动中大量的出版物在当时和之后几十年产生的重大影响一样。          

文化复兴必然要从我们的国学中汲取大量具有普世价值和人文价值的理念，而这些理念的推广和普及，无论在国内还是走向世界，都需要借助各种形式的出版物去承载，在各种沟通交流手段都极为发达的今天，出版物面世的时间大为缩短，承载的信息量大到难以想象，而传播的速度更是可以做到须臾即到，出版物对文化复兴自然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文化复兴也必然带来国学类出版物的繁荣。文化复兴意味着我们要从中国传统学术——国学中去提炼和发掘大量的文化财富，这种财富虽然无形，但其价值无法估量，在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中甄选、去粗取精、古为今用，需要太多的学者去写太多的文章，去出版太多的书，去在网络上传递太多的知识了。因此，无论是纸质或电子版的文章及书籍，必然在文化复兴大背景下得到空前的发展，当今在出版大发展、大繁荣中，国学类出版物从数量、形式、质量等各个方面都呈现蓬勃之势，应该说是文化复兴大背景下的结果之一。

四   我们如何更好地通过出版物推动文化的复兴

从整体来看，我们认为，我国国学类出版物目前还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过分集中于部分原典的出版。从目前已经出版的纸质书籍看，绝大多数集中在儒家的基本经典，如《论语》和《易经》等，一些国学大师的书占据重要的位置，如南怀瑾的《论语别裁》等，儒家十三经中的其他典籍，如《尚书》、《左传》、《孝经》等相对较少，从出版单位方面看，主要是在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按照经、史、子、集的分类，目前出版最多的是经学类和“集”类中的部分文学作品，而诸子百家中的道家、墨家、法家、名家等的书籍很少看到。

2、图书质量参差不齐。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过的“国文珍品文库”，因其选版一流、编译者注释一流和编辑加工方面的一流，一版再版，广受欢迎。我们注意到，这些年，我们国学类图书的出版是存在很多问题的，具体表现在：作为文化方面将会产生深远影响的图书，缺少统一规划，粗制滥造现象明显，甚至在一些超市能看到，定价统一为9.9元的《论语》、《易经》之类成系列的国学类书籍，文中缺少权威解释，错讹之处较多，显然是个别出版社直接抄袭或挪用其他出版社的注释或译文所致，产生的社会影响是很不好的。

3、适合于普通大众理解和消化的书仍旧不多。仔细查找，会发现全国出版国学类书籍的出版社有上百家，但大家都是在国学热的大背景下跟风出书，目的是抢占尽可能多的市场份额，致使此类图书在市场上遍地都是，但真正适合大众阅读和理解的图书还不多，倒是一些幼学类的国学书籍有着很好的编排体例，如市场上很受欢迎的《三字经》等，图文并茂，有原文，有解释，有图，还有相关的小故事，读起来，轻松愉快，会给人留下较深的印象,真正起到传播文化的作用。

4、与现实生活较为脱节。时代的变迁使我们的语言习惯已经和古代有了极大的不同，古文对于我们现在的绝大多数人而言，晦涩难懂，看完后不知所云，且不说有那么多的典故需要从之前的典籍中去寻找，即使是字面一样，表达的意思也已经不同；背景和思维习惯的不同又造成了我们理解上的困难，很多书中配编的译文要么过于专业，要么随意发挥较多，极少能看到“相当于我么现在的什么什么”之类的解读。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出版物让我们有很大的距离感，总觉得离我们的生活太远太远，与现实生活是脱节的。

    按照上述对我国目前国学类书籍出版的粗浅分析，我们认为，我国国学类出版物的现状实际上是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因为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因为还有众多不完善的地方，所以，我们才有机会。我们认为，可以通过以下策略，使出版物对我国的文化复兴事业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1、建议借助中国人民大学在中国人文社科方面的优势，争取更多的国家资助，联合国内在此类书籍出版方面有深厚积淀的出版社，如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上海古籍出版社和其他一些地方出版社，共享优秀的学者资源，分类别、成系统的出版国学类著作，类似于我们已经出版的“国学经典解读系列教材”，出版一批高端的、经典的、权威的国学类书籍，成为该领域未来引用最多的文本。

2、出版适合大众阅读和普及的一般出版物。适应国家文化复兴的需要，组织起一流的专家委员会，选择和确定哪些经典书籍或是哪些篇章对我们今天的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仍有积极意义，确定好后，不拘一格，从社会上广泛寻找写作风格适合广大群众，善于将经典中的营养传递给普通民众的作者，请他们写出内容适当、便于理解和消化，对我们大众有积极借鉴意义的书，无论是以纸质书的形式出版，还是网络出版，都会产生广泛而良好的社会影响。

3、多媒体多介质综合立体出版国学类出版物。如前所述，时代无论如何变迁，上升到智慧层面的众多理念是有永恒价值的，如“和而不同”的理念，“无为而治”的理念等等。适应当今人们阅读的习惯和获取知识途径的多元化，我们在做好纸质书籍出版的同时，网络出版的巨大发展前途也必须重视，如腾讯网等一些国内大型的门户网站，在文化类栏目中对儒释道文化通过文章、访谈和专家讲座等形式的推广，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很可能超过了纸质书籍；出版与电视媒体的结合也必将更加紧密，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节目经久不衰，已经成了一个很大的品牌，相关的书，我们也出了不少，但《于丹论语心得》一书的出版与电视媒体的互动与结合却是非常成功的典范，即多种媒介立体出版和推介国学。

国学是中华民族固有的学术，其土壤和受众需要我们出版更多更好的东西来振兴，来推动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2014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