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做管理的，不论是管理国家还是企业，均希望在自己任内能显现最大成效。这既是人生自我实现的体现，更是辉煌事业更大的机遇。但如何变，如何改，如何革则具做人做事的大学问。
        从现代企业管理理念说，局部的有意图地改变多称之为创新，系统全方位的整体改变则更多是变革概念。西方喜欢用创新二字。中国国学则只用一个“变”字来演绎，如易经的“易穷则变”。创，含有一定的盲目性；新，不过针对旧的状态说的，并不等于一定会得到正确的结果。创新是有风险的，总体上说，绝大多数企业都是在创新中创死的。
        易经说“吉凶，生乎动者也”，一动就有吉凶，怎么动，心如何动很关键，这直接涉及生命福报的积功累德命理问题。从人生大智慧上说，这是“以道御术”问题。易经《系辞》说“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天下万事万物发展到穷尽处，是势尽了的问题，变就是必然。怎么变，要根据什么来变？变容易，不能变错了才是关键，变对了才能长久，才能天长地久、基业长青。怎么才能变对呢？要通达，通什么？通道明理。这样做事才能合符万事万物的道理，这也是孔夫子所说“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境界。通道才能一切顺利。
        习近平自主政以来，其对治国核心理念语录式的阐发，一系列针对性极强的政策连续出台；一系列相关法规跟踪巡视成效；一系列耀人眼目的国际出访；一系列亲民务实的国内考察；一系列领袖风格类事件曝光的影响力公关等等，无不反映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本届政府对社会变革的整体布局和掌控水平。这与企业变革本质上没有两样，企业不过是个小国。从变革管理角度来看习近平治国内在理路可谓一目了然，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准确定位问题，变革精准切入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存在问题，即使在顺境中眼前问题不明显，仍有前瞻未来，布局未来，防患于未然的风险问题，在企业管理理论中就是战略管理问题。所有的变革均是从问题开始。但问题有很多，本身即是一个动态的体系。有一般问题，核心问题与关键问题等，中国古人用一个成语就全概括了，即轻重缓急问题。有水平的领导必然是根据轻重缓急问题进行系统规划和布局的。
        习近平对当前中国改革进程中的轻重缓急问题之定位不可谓不准确。自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邓小平开始，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道路。经过第三代、第四代共三届政府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其成果远超西方一百五六十多年的发展历程。
        但万事开头难，邓小平时期，更多的是坚定改革开放的信念，解决党内对发展理论的争论问题，统一思想，为全面改革开放摸索道路，奠定改革框架，奠定理论基础。所以，对应那个时代问题的理念理论就有“摸着石头过河”口号、“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等理论的出现。
        江泽民时期改革开放如火如荼，最明显特征就是各级政府不惜损害一切地追求GDP，城市扩容，圈地卖钱，房地产业空前发展。不论是环境还是产业布局，还是其它资源的再生利用，整体缺乏系统性。由此带来的几个核心问题是：一是环境资源受到极大损害，问题越来越严重；二是以地产暴利为龙头的产业体系造成水泥、钢铁等一系列相关产业的产能严重过剩，经济日益泡沫化；三是随着经济高速增长，贫富差距越来越显著，一些特权阶层以改革开放的名义大肆贪污腐化，特别是与地产资本的狼狈为奸最为严重。
        胡锦涛时期不得不面对以上三类核心问题，从胡锦涛提出的治国思想口号最显而易见。对治第一、第二类核心问题的思想是“科学发展观”、“美丽中国”，及对产业结构调整的一系列举措，强调产业发展的系统性、持续性和环保，对治效果较为明显。对治第三类核心问题的口号则是“建立和谐社会”、“八荣八耻”。在这些对上届政府核心问题纠偏的过程中，中国仍保持高速发展，物质文明几乎发展到极致。
        但由于既得利益的势力集团对权力的把持，“和谐社会”国策也只能靠经济蛋糕的庞大适当均分给国民，这就是上届政府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的不断增加中间层的“橄榄模型”。具体表现就是给农民补贴，给国民加工资，社保、医保的全面普及，及增大医保报销额度等等增大大众福利。“八荣八耻”不过是道德层面的一个口号，对贪污腐败几乎没有约束力。并非胡锦涛、温家宝不知道反腐的意义，只能说情势未必到了生死关头，要打破原来势力的平衡，拿自己的政治命运冒险，在有可能的情况下，一般人不会做这样的选择。
        习近平主政后，这个遗留下来的问题摆在新一届政府面前，也自然成为了最主要、最严重矛盾。物质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加上金融危机造成外环境的不景气，进一步的治国成效必然难以显露，按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说，改革开放容易的部分已经做完了，现在是进入到深水区，是要伤筋动骨的。
        从国学对社会文明的发展规律来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就是一个太极的两仪，当物质文明发展到极致，精神文明衰败到极致时，阴极阳生，物极必反，精神文明的重塑正临关键机缘。从风险角度论，改革已经到了新旧势力根本利益的角斗阶段，谁能抓住这个主要矛盾核心问题彻底解决，必然是自毛泽东、邓小平后中国最具声誉的领袖。风险和机遇永远是并存的，从习近平主政后一些列大刀阔斧的反腐举措来看，他的政治远见和抱负显露无疑。
       另外，从命理学或从历史唯物主义上论，每届政府均有其各自历史使命，缺少任何一届的累积和过程都不可能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很多学者在褒贬各届政府时在这点上往往关注不到，所以会显现各自偏好和缘分。

        二、顶层设计，系统布局
        任何变革在内容上均具内外两个层面，在时间维度上均具变革前与变革后两个展开层次。其中，变革前的内在层面——平衡各方利益、重新构建利益平衡体系最为关键，直接关系到变革成败。 因此，在变革前必须深谋远虑，这也是所有大型变革必须做“顶层设计、系统布局”的缘由所在。
        习近平在高层干部内的一个讲话中也谈到“改革现在被一些既得利益者绑架了，一些人打着改革的旗号阻扰改革”，都反映了习近平的关注点和核心忧虑所在。最为核心表现的是各类产业龙头的房地产业，也可谓是各国经济的晴雨表。
        江泽民主政时期，房地产得到空前发展，各地政府卖地圈钱，各类政治利益集团挟权势之便推波助澜，房地产业成为中国最大的腐败温床。时值国际经融危机的爆发，胡锦涛时期不得不着手抑制。我们的平民总理温家宝甚至多次承诺，任期类一定要把房价降下来，让老百姓买得起房子，但终究事与愿违，卸任时房价仍然高居不下。
        既得利益者及被地产业收买的学者们经常攻击上届政府的政策，特别是对经融危机期间中国政府四万亿救市国策更多非议，其实都是自说自话，自以为是者多。经济学家更多纯属从经济领域的发展规律论时局，对国际国内政治力量平衡的大局观洞见不多，经常脱离当时的政经环境背景议论时政。这点习近平在《毛泽东120周年诞辰讲话》中还特别强调过：“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
        一个国家的国策总体要综合考虑到政治、经济、军事、国际声誉，以及近期或长远利益等因素，须平衡各方价值。温总理当时以行政指令方式直接干预地产业发展，希望以快刀斩乱麻方式解决地产问题，当时情势内忧外患，也是无奈之举。如能上行下效、令行禁止，将以一批地产商及其过剩产能的相关产业的倒闭为代价，换取中国经济的良性发展。
        虽说经济硬着陆代价大点，但总体局势能把控并非不是一个办法，对于国家来说也是最经济有效的举措。比起西方经济学者的“休克疗法”还是要好得多吧。但为什么很多政令出不了中央？地方政府表面迎合，实质抵制。表面是地产问题，实质是与各利益集团的角斗问题。之所以没有成功，只能说胡、温政府在盛世已成就功业下当时并未下终极摊牌决斗的决心，对一些强权势力抱着任期内平衡过渡的心态吧。
        习、李政府不可能这样平衡下去，那意谓着本届政府将一事无成。老虎和苍蝇一起打并非虚言，那些占到了位子凭着局部制衡就以为可以抗衡的人实在不太明智。清朝的和珅经营了一辈子，谋权谋财可谓富可敌国，权倾天下，嘉庆皇帝继位后一夜之间就没了。很多人就是不明白，用尽手段所敛的大量财物不过是临时存在你处。社会中的资源总体是平衡的，不会消失的，不在这个锅里就在那个锅里，不过是被社会各色人等换了个地方临时存放而已。
        习、李这届政府在两个方面有明显体现，足可彰显其决心。一是习近平主政后对军队高层的一系列调整。政治家都清楚，根本决斗的成败决定于对军队的牢牢掌控。二是新政府对房地产业的态度。习近平、李克强主政后，对房地产业的调控相比较胡、温时期始终都没有特别明确的表态和政策动作，为什么呢？并非不清楚房地产这个堰塞湖的危险，只是更为系统、理性和深谋远虑，将之作为政治反腐、经济称雄的深层次整体布局予以考虑。
        这种思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总体指导方针——“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中显露无疑。这是房地产业真正的调控期，房地产业这匹脱缰的野马将逐渐步入正轨，房价下跌趋势必然形成，各类既得利益者将如温水中的青蛙逐渐被平衡掉，伴着而来的则是经济的稳步回升和步入良性发展，股市也将逐渐进入牛市。

        三、变革文化导入
        任何变革均意谓着很多事物必须发生改变，说到底都是人的意识问题。所以在变革中必然有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即赢得大多数人员的支持。怎么才能赢得大多数人呢？统一的的理念、思想，因为组织的行为终究是人的行为，人的行为均是受思想意识指导的。
        那怎样的思想意识才能赢得支持呢？必须是正确的。怎么才是正确的呢？必须是符合真实、真相、真理。再追究下去就很容易明白了探究真实、真相、真理的意义了，真理意谓着能洞见真实。现实社会中的真实是什么呢？符合大多数人的长远利益。
        所以，变革文化的导入总体均是围绕大多数人利益，通过倡导相关理念进行各类造势，提升民众的关注度，终究是为统一思想，赢得大多数民众的支持。这样的变革才有成功的保障。而且不同发展阶段要有不同先进思想或理念做引导，这是最为体现一个领导掌舵功力的地方。
        毛泽东、邓小平这两位关键时期的领袖均深谙此道。毛泽东在共产党不同发展历史时期均有不同鲜明思想提出，也很懂得搞运动：在国共第一次合作破灭，共产党人被大量屠杀时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农村包围城市”；延安土改时提出“推翻压在农民劳苦大众头上的三座大山”和“打土豪分田地”； 1941年针对左右倾等不良思潮的延安整风运动；在三大战役取得胜利后直接提出“打到蒋家王朝，解放全中国”的口号；解放后提出“为人民服务”等，也包括错误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在造势上都有明显显现。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刚起步时针对党内路线纷争，适时提出真理大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针对香港回归提出“一国两制”；针对国内外对改革开放政策的疑虑提出“改革开放一百年不动摇”等等。
        从习近平主政后的一系列方略来看，可谓深明此道，也是其智慧显现。2013年习近平在北戴河会议上表示，2013年的中国共产党和1948年的国民党情况相似，如果不彻底改革，将失去人心，失去江山。他还指出中华民族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要么发展生存要么走向灾难。
        他在中央党校的谈话中也谈到，当前很多党员干部有三个字可以形容——假、大、空，中国国民的意识形态缺乏一个国民公认的价值道德体系。全民性缺乏健康理想，脑袋空空，穷得只剩下钱了。践踏法制、蔑视人权、道德丧尽，使得共产党的执政丧失人心。大批裸官、知识精英、财富精英逃离中国。民众怨声载道，逢官必骂。
        指出危机，点出涉及共产党坐天下共同利益、长远利益的症结所在，为正在进行的变革或未来的革命转变认识，寻找认同，凝聚人心，亦是在进行理论构建与铺垫。这类环节任何变革管理均是不可或缺的，企业中称之为企业文化的导入。

（待续……）

四、定规矩，立标准，制度化（略）
五、严格执行，强化落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