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路甬祥副委员长，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竺先生的亲属：

　　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隆重纪念我国现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人、卓越的教育家和科学家，我们的竺可桢校长诞辰120周年。竺可桢校长是浙江大学百余年办学历史上的一座丰碑。他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凝练和提出的一系列办学主张，构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教育思想。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重温他的这些思想，对我们的办学实践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作为竺校长70年后的一位后任，我想与大家一起学习他的教育思想，探寻其对今天办学的启迪。

　　一、教育理念——报国、强校、通才、为民

　　竺可桢先生于中华民族面临日寇全面入侵的紧急关头，接受浙江大学校长的任命。为了保存文脉，竺可桢校长毅然带领浙江大学师生，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举校西迁贵州遵义、湄潭，历时近9年，行程5000余里，谱写了一曲“文军长征”的壮丽凯歌。在这一实践中，竺可桢形成了报国、强校、通才、为民的教育理念。

　　大学教育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是竺可桢教育思想的首要问题。1936年秋,竺可桢刚刚就任校长，就在浙江大学新生入学典礼上,提出了两个问题,即“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 第二,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竺可桢校长心目中的大学教育目标,决不仅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程师、医生之类”,而在乎培养“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气,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他要求学生“每个人学成以后将来能在社会服务,做各界的领袖分子,使我国家能建设起来成为世界第一等强国。”

　　竺可桢校长认为，大学教育必须注重基础，加强思维和能力训练，实施通才教育。竺可桢校长十分注重加强基础课教学，要求一流的教师担任教学；鼓励学生跨院系选修课程，沟通文理；鼓励院系建立主辅修制度，拓宽学生的知识领域；率先推行导师制，要求教师除担任专业授课外,还负责指导学生的品格修养，通过师生间的经常接触,使学生有较多机会从近处体验导师为人做学问的态度和方法,潜移默化地享受到更多更深的教育。

　　社会服务是大学的基本功能。它不仅是社会发展对大学提出的必然要求，也是大学自身发展的重要途径。竺可桢校长认为，大学要承担服务社会、改良社会之目的。他将大学比喻为“海上之灯塔”，可以指明人们前进的方向；又将大学比喻为“社会之光芒”，应该成为人类文明的象征。

　　在报国、强校、通才、为民的教育理念下，竺可桢校长身体力行，竭尽心力，把浙江大学从只有3个学院500多名学生的普通国立大学，发展成为具有7个学院、2000多名学生，建制完备、人才辈出、蜚声中外的高等学府。

　　二、治学风格——彰扬求是学风

　　作为哈佛大学地学系毕业的博士，作为早期“海归”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竺可桢校长学识渊博、阅历中外，善于将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西方近代科学精神结合起来，倡导“求是”精神。竺可桢校长于1938年11月西迁广西宜山办学时举行的校务会议上正式确定以“求是”为浙江大学校训。竺可桢校长认为，“求是”这两个字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又是西方近代科学的真谛，若想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必须把握住这个共同点。他在对新生所作的《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的演讲中指出，“所谓求是,不仅限为埋头读书或是实验室做实验。求是的路径,中庸说得最好,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竺可桢校长将“求是”精神阐释为“明辨是非，追求真理”，强调“求是”精神就是奋斗精神、牺牲精神、科学精神。到今天，我们耳边仍响起竺可桢先生对当年布鲁诺为科学真理而献身的赞誉，仍能在灵峰山庄藕舫厅见到反映求是学风的“不计利害、只问是非”的牌匾。

　　三、大学治理——依靠教授

　　竺可桢校长认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竺可桢校长认为，“一个学校实施教育的要素,最重要的不外乎教授的人选、图书仪器设备和校舍建筑。三者之中教授人才的充实最为重要。”他指出， “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教育后进为无上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地培植出来博学敦行的学者。”竺可桢校长认为教授是知识、人格、校风得以传承的校魂，始终把聘请一流教授作为首要事务。竺可桢校长以他的学术威望、人格魅力，乃至私人友谊，罗致了国内著名学者和学术界领袖来浙大担任院长、系主任，聘请了许多有成就的学者担任教授。他不但注重学术造诣深厚的著名学者，同样看重初露头角、具有良好潜质的青年学者，认为“要发展一个大学，最主要的是能物色前途有望的青年”。

　　竺可桢校长坚持民主办学,积极依靠一批德才兼备、热心教育、在师生中有威信又有办事能力的教授来管理学校。当时，学校学术机构、行政机构的主要成员，如教务长、总务长、训导长、各学院院长、各系系主任等人选，以“资格极好，于学问、道德、才能为学生所钦仰而能教课者为限”，都选派有名望的教授担任。所以当时的浙大就已经形成了一批学术行政“双肩挑”的干部。他坚持把大学办为学术机构，即使在文军长征艰苦卓绝的情况下，接近于准军事化的体制下亦如此。虽然对学术事务和行政事务，在处理程序和决策机制上是不同的，但决策人都是声名卓著的教授，践行了从“教授治学”到“教授办校”的经验。

　　四、大学架构——综合型、研究型、创新型

　　竺先生任校长13年，建立了以文、理、工、农、师范、法、医7个学院为标志的综合型学科架构。经过50年代初院系调整的分道与98年四校合并的回归，今天的浙江大学已重现人文、社科、理、工、农生环、信息、医7个学部为骨架的综合型大学结构。

　　如果说人才培养是大学中永恒的主题，科研就是大学中最活跃的驱动力。在竺可桢执校的时代，浙江大学获得了“东方剑桥”的美誉。应该说：李约瑟做出“东方剑桥”的赞扬，一部分是基于对浙大精神的称颂，更主要是出于对当时浙大教授们所表现的研究水平的观察。上世纪80年代以来，浙江大学率先在全国高校进行了综合改革试点工作，在管理体制、人事制度、教育教学等方面实施了一系列改革创新举措，积极探索研究型大学办学新路子。今天，科研已成为浙大最强劲的发动机。学校成立了以科研院、社科院为支撑的研究体系，年发表SCI论文近4000篇，科研年到款经费已超过20亿，达到全部办学经费的45％，成了名符其实的研究型大学。

　　在竺可桢校长确立的浙大校歌36句歌词中，有6句与创新有关。1979年4月，钱三强校长在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提出：“除了求是精神外，还应加上‘创新’两字。要养成创新的习惯，适应不断发展的需要。”1988年，路甬祥校长进一步强调“求是系治学之本，创新乃科技之源”，并主持校务会议，决定以“求是创新”为新时期浙江大学校训，赋予其“实事求是，严谨踏实，奋发进取，开拓创新”的时代内涵。

　　五、办学目标——创建一流大学

　　竺校长心中的执著追求是创建一流大学。在他的时代，浙大就得到了东方剑桥的赞誉。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建设与发展，我国一批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走上了国际舞台。耶鲁大学校长雷文于2010年2月1日，专门以“亚洲大学的兴起”为题，在英国皇家学会做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所第七届年度讲座，就亚洲有关国家建立“世界级”大学的原因、必须克服的实际困难以及可实现性等问题发表了看法。应该说：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目标，一个动力，也是一个过程。

　　近年来，浙江大学按照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目标，确立了“造就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素质创新人才和未来领导者”的人才培养目标，明确了“以人为本、整合培养、求是创新、追求卓越”的教育理念和“转变观念、深化改革、稳定规模、提高质量”的总体思路。但无论何时，竺可桢校长的教育思想将永远给我们以启迪。在迈向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新征途上，竺可桢校长倡导并力行的“求是”精神，丰富深刻的办学理念，一定能够在浙江大学不断发扬光大，谱写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