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颠覆和颠覆中国式
《中国经营报》2007年12月3日
从西方管理的引进，到中国商道的唤醒。这个伟大的时代，经济的腾飞呼唤着创新与发现的力量。果断背后的缜密思维，是突破没有既定规则的决策世界。
“决策中国，对话世界”活动正是这样的一种探寻。借用源于传统的“商帮”概念，从8月开始，《中国经营报》的22名记者被派遣至全国各地，选取了中国最具特色的九大商帮进行走访式的采访调查，从全球角度和视角去品鉴中国商帮智慧，解读给全球化经济带来的启发和碰撞，用中国商人的区域群体，重塑着中国商道的人文精神与伦理。选定的九大商帮样本包括：浙商、粤商、沪商、苏商、鲁商、闽商、潮商、晋商、豫商。
在全球化的今天，这当然不是一种封闭式的探索。在一个需要用胆识和魄力表达思考、实施决策的时代，中国企业需要对话世界，需要在全球化赋予他们的崭新舞台上登高远望。
区域的，也是中国的
30年的中国企业快速成长，催生了一批又一批的中国企业家。当我们的记者在福建晋江从交通干道拐入陈埭镇的街道时，很难想象这里曾是安踏、361、特步等品牌的根据地。晋江是中国休闲鞋之乡，而80%的产量又出自于陈埭镇。
放眼望去，街道窄小、破烂的水泥路面年久失修，旁边的房屋和店面也杂乱破旧。街道上运垃圾的农用拖拉机和载客的摩托车以及拉货的人力板车穿梭往来。但是，不时擦肩而过的豪华车注释着财富的累聚。
安踏的董事长叫丁志忠，特步的总裁叫丁水波、361度的总裁叫丁五号。对“爱拼才会赢”的闽商来说，你追我赶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一家企业做起来，就会引来同乡的效仿。就算是去资本市场“上市”，也会赶潮。如果再去做更深的考究，“丁、洪、柯、陈”四大姓氏的企业几乎占据了晋江GDP的2/3天下。劲霸、柒牌、皇宝的老板姓洪；福马、晋工机械、优兰的老板姓柯；九牧王和泉州环球鞋服的老板姓陈。
“从没有在哪个国家、哪个市场环境下，能够诞生这么一批起点如此之低，崛起如此之快的企业家群体”。华侨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曾路认为，“不耻下问是许多闽商的特点。”有一个晋江老板找到他时，自我介绍只有初中学历，可是交谈的时候，却都是市场营销的新鲜观点。
如果说学习型组织是西方管理的“第五项修炼”，那么，大批中国企业家的自我学习又意味着什么呢？闽商所创造的，除了“中国鞋都”还有“中国茶都”、“中国服装城”等名号。记者也同样看到，“毫无木材资源的莆田商人，控制着全国木材70%的市场份额”，而“离开了南安人，全国水龙头就关不住。”
中国的，就是世界的
“向外生长，区域结‘果’；极端传播、攀比效仿；豪赌血拼、孤注一掷；产业集群、路径依赖。”这是记者的归纳。新晋商正是依凭这四重属性，构筑了一种不可淡漠的商业力量。
与过去的商帮相比，当代商帮在全球生产链的资源配置环境下，产业集群的特征更为明显，民营企业风起云涌的浙江，产业集群经济占据了该省50%的GDP。多年来，闯荡中国和全球的浙商已然形成了民营经济的天下第一帮。
同样能在全球生产链条中寻找到的中国商帮印记，由中国社科院公布的《中国百佳产业集群》显示，国际贸易居前的浙江、广东和江苏，占据了百佳中的7.4成。而广州、东莞、宁波、苏州与金华的产业集聚特色最为明显。我们能看到温州的皮鞋、人造革与打火机；瑞安的摩托车修配；萧山的钢结构；余姚的模具；玉环的中低压阀门；绍兴的轻纺；昆山的精密机械；福州的显示显像……
同样，探寻中国新商帮的过程，是一个发现那些正在崛起的中国企业家“突破没有既定规则的决策世界”的过程。
鲁商的发现之旅中，在淄博寿光，记者看到了大棚蔬菜种植群，这个内陆县甚至控制了香港蔬菜的供应。在潍坊高新区，站在去年“赢在中国”亚军周宇正在建的服装厂区里，杂草与钢筋在蓝天下昭示着一种向上生长的力量。厂区的对面是打着“民族动力，国际潍柴”旗号的潍柴动力新厂区，这家公司的董事长放眼的是全球市场的动力集成；而周宇新厂区的邻居是年前中小板上市的孚日股份，孚日的董事长在十几年内将一家村办小厂做成了世界最大的毛巾生产企业。在过往的思维中，山东是由大企业、国有企业构成的经济体，典型代表是青岛的五朵金花：海尔、海信、青啤、双星、澳柯玛，而张瑞敏、周厚健也被看成是鲁商的典型代表。但是今天，更多的“敢为天下先”的鲁商在出现，除了潍柴动力的谭旭光，还有鲁商集团的季缃绮，鲁信集团的赵奎。自从2004年7月山东威达作为山东的首家登录中小企业板块公司后，已有12家山东企业在中小企业板IPO。这些企业中，除了1家企业是国有，2家为合资企业外，其余9家，均为民营企业。不妨戏称为12金钗。
“新豫商”行走在“百亿企业”向“千亿企业”迈进的洪流中，在多元化的困局中梳理各自企业的主业。他们也在竞合中长大，包括“立足河南的农业资源、人力资源”的三全掌门陈泽民与思念创业者李伟。当然还有肉制品的双汇与春都。
如果我们今天能知道，美国的汽车工业集中在底特律；钢铁在匹兹堡；飞机制造与航天在西雅图；信息、生物工程在加利福尼亚的硅谷。那么，当中国真正从“世界制造”走向“中国创造”后，同样，会有更多的中国商人群体与区域经济一道为世界所认知。商帮的存续与嬗变，进化与推演，充斥着极为显著而彻底的中国元素与中国特色。
寻求全球生产链下的中国商帮印记，则是命题的开始。这是“决策中国，对话世界”的另一意义。从另一种角度来说，当西方管理理论无法对中国企业的快速发展做出有效解释时，必然会有中国式的管理理论从神州各地的企业实践中萌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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