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来，“风水”二字被人们视为迷信的同义词，成为人们不敢涉足的禁区。其实，古今人们对“风水”的看法有两方面：有迷信这一面，也有科学这一面。
      “风水”就是“藏风得水说”，被古代堪舆家推为经典的《葬书》说：“藏风聚气，得水为上，故谓之负水”古人又叫“堪舆”。堪指高处，即天道；舆指低处，即地道。这是活人住的阳宅和死人住的阴宅择地、选址的一种学术。风水学术，源远流长。有人说“风水”是一棵树，它萌芽于远古，破土于秦汉，生长于魏晋，鼎盛于唐宋，成熟于明清。据史书记载，它始发于汉，《汉书?艺文志》有关于风水理论的著作《堪舆金匮》14卷，可惜书已失传，内容尚无可考。三国时孟康注《汉书》，以为“堪舆”是“造图宅书者”的名字。许慎和颜师古则以为“堪天道，舆地道”，这是一部研究“天道”和“地道”的哲学著作。后人多倾向于孟康，并因而尊称风水先生为“堪舆家”，“风水术”也被称为“堪舆术”。中国最早的“风水先生”，现在有姓氏可考的首推青乌子。他写了一部《葬经》，后来成为“风水术”的经典。晋代郭璞著有《葬书》，引用了《葬经》中的许多观点。到了唐贞观年间，唐太宗命博学的吕才改编《葬经》、《葬书》。吕才跟青乌子、郭璞针锋相对，写了《葬篇》；宋朝的司马光追随郭璞的论点，写了《葬论》。
      “风水”伴随我国传统建筑两千余年，一度因其有迷信色彩，被人们当成糟粕，为文化人所不齿。令人感慨的是：“风水”却早在70主代的欧、美为人瞩目，风靡世界。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和港澳台地区兴起了“风水热”有许多人进行专题研究，他们在中国风水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创出了建筑环境学。与《易经》热一样，由于“外转内”效应所起的影响，国内也开始转变了对“风水”的看法，有许多人进行研究，并陆续出版了许多关于“风水”的专著。启示吾辈，“风水”绝非一团糟粕，不可概之为虚无。也许是“天道轮回”吧，已销声匿迹了50年的“风水术”，却突然又兴旺起来了。
      其实，风水的核心是探求建筑的选址、择地、方位、布局与天道自然、人类命运的协调关系的一种学问。其范围包含住宅、宫室、寺庙、陵墓、村落、城镇各方面。其中涉及陵墓的称为“阴宅”，涉及其他方面的称为“阳宅”，风水是处理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关系。如认为能阻挡风的环形山，能拦邪气的弯曲水流，便是好的环境，也是人们常说的“风水宝地”。它不仅影响到人们居住的周围环境，也会对人的健康发生影响。“风水术”选阴宅，首先定方位，根据自然地形、地貌、水流方向、阳光和气候特点决定大向，一般规则是坐北朝南的“负阴抱阳”格局。《老子》云：“万物的负阴而抱阳”，古人的大地的方向定位观念，源于对太阳运行的实际观测，在此基础上很自然地形成了“喜东南厌西北”和“背山面水”的自然现象，及“尊左”习俗。东南向住宅，阳光好，避西北风，有利人的身体健康，少疾病。“背山面水”的居住环境，对任何一个中国农民来说，都是最佳模式。即使在科学发达的今天，此种模式依然是人们向往的理想住宅。又如“风水”中说：“粪屋对门，痈疖长存”。这是环境卫生对人的影响。试想，住宅正对厕所，难免要患皮肤病、生疱疖及其它疾病。可见，古代的风水术中着重阳光、空气、水份等人类生存的三大要素还是可取的。
      现代科学已证实“风水”所要求的生态环境，关系人类的生存与健康。人类生活在自然界，特别是在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今天，重视建筑的“风水”，创造优美宜人的人工生态环境，将生态设计应用于工农业生产、人类住宅和城市建设之中，不仅增添了环境美，而且有益于人们的身心健康。
      “风水”产生于古代农耕社会，是人们渴望把自身和谐地统一于自然界之间，而采取的一种自我完善手段，本来没有丝毫神秘之处。可以说“风水”凝聚着中国古代哲学、科学、美学的智慧。它引入建筑，充当了中国古代哲学、科学、美学与建筑的中介，因而“风水”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和作用。但是，在缺乏现代地学、气象学、水文学、建筑学知识的时代，人们只能根据知识水平认识环境，解释自然。于是气、阴阳、五行、八卦、星象等中国古代解释宇宙和自然的观念，以罗盘、指南针就自然而然地成了风水术的主要理论依据和操作工具。为了适应人们普遍存在的趋吉避凶的心态，把本来具有朴素科学原理的东西，加以神秘化，使迷信替代了本来的朴素科学。
      “风水”作为一种民俗文化观念，，它和任何文化遗产的存在一样，其中有鱼龙混杂、真伪并存的部分。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其为中国文化的复兴，为工农业生产和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和谐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