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沟通与现实互动的融合

(安新强）

   有个现象令人疑惑：拜技术所赐，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从未像现在这样彻底（我们几乎可以在任何地方给任何人打电话，发短信，发电邮，用Skype聊天，而我们也的确是这样做的），但面对面会议的生意却依然红火，我们更加频繁地飞往世界各地去与他人交往，最聪明的人仍然汇集在硅谷（Silicon Valley）之类的创新中心，公司中的合作场所也越来越受欢迎。

 这是怎么回事？

 有一种可怕的预言，认为无处不在（而且常常是无孔不入）的通信技术将导致“人性时刻”的末日和社群的灭亡，这是不对的。这种夸张说法所依据的错误假设是，人们希望交往的程度是有限的。但实际上这些技术恰恰说明，我们对交往的渴望还远未达到枯竭的程度。需求没有得到解决。我们的欲望也没有得到满足。因此，当新的沟通机会出现时，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也会随之增加。

 我们认为，这些技术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影响，并非是因为它们取代了现有的互动手段，而是因为它们提供了新奇的互动环境。我们对现实和虚拟空间中影响互动的因素进行研究时，探讨了接近性、隐私权和许可权的关键作用。接近性描述了在一个空间中遇到其他人的可能性；隐私权是指你既可以设置谁能“偷听”你与别人的对话，也可以限定谁可以访问你的空间；许可权描述的是在某个空间内获准以何种形式沟通。在接近性、隐私权和许可权之间实现良好平衡的环境会吸引更多的互动。

 新技术通过创造新奇的接近性、隐私权和许可权组合，刺激了新型的互动。我们使用电子邮件，在夜里向白天一起工作的人发送信息，在白天与夜里共同生活的人联系。这些技术让远隔万里的人彼此拉近了距离，使同事之间能够实现在前数字时代无法完成的互动。给我们一部手机，我们就可以在开会时向参会的其他人发送信息。“会议真无聊！”当你处于不适合大声讲话的环境时，发短信为你提供了一个私密的空间。有些公司不允许员工占用工作时间打私人电话，但与朋友（悄悄）互发短信也许是可以的。

建筑师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在其1977年的著作A Pattern Language中写道：“人们在公共场合交往时所建立的简单社交关系，是社会中最基本的社交凝聚力之一。”当时，亚历山大描写的是现实空间，但他的观点同样适用于数字互动——也适用于这个新兴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们的社交互动既非完全现实，亦非完全虚拟，而是二者之间日益完美的融合。

这种现实与虚拟的融合为企业带来了一项新的挑战。希望组织中所有员工都能分享知识、激发创意的管理者，需要创造性地思考如何整合虚拟与现实空间，让空间中发生的无数次互动叠加起来，发挥出大于各部分之和的效力。不要将虚拟沟通视为面对面互动的替代品，也不要认为将人们聚在一处时，虚拟沟通就不那么重要了。要在你的组织中，尝试着将各种沟通渠道混合搭配，对接近性、隐私权和许可权进行精微的调整，使员工之间的沟通不仅更多，而且更加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