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发展到目前阶段可以考虑实行差异化的生育政策，限制农村妇女的超生，补贴都市妇女的超生，特别要补贴职业女性的生育。

欲望都市的生育经济学命题引出了“一胎化”之争，无论从社会伦理的角度看，还是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国家的生育政策应该权衡利弊，作出选择。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一胎化政策将导致劳动力供给不足，并可能使国民经济陷入“未富先老”，所以一胎化政策迟早要解除。解除一胎化政策是方向，问题在于解除一胎化政策之前应该做什么？

日本早已进入老龄社会，老龄社会的创新力和消费力弱化是日本经济“颓废”20年的原因之一，如今日本政府反思当年的政策失误之一就是未能及时鼓励生育。俄罗斯正在面对人口锐减的危机，莫斯科街头鼓励生育的宣传广告是：“生一个好，生两个更好！”普京总统在国情咨文中专门讲到“俄罗斯家庭应该一对夫妇三个孩子”。俄罗斯从2006年实施《母亲资本法》，生孩子的家庭月补贴达6000卢布，领养孩子的家庭月补贴8000卢布。法律规定每个家庭的“母亲资本”高达25万卢布。

一个国家的生育政策是关乎于国计民生的大事情，生育经济学对家庭生育偏好的研究，不仅关注生产力，而且关注消费力。相对于美国、欧洲及日本而言，中国经济消费率偏低的原因之一也是城市家庭的平均生育率偏低。可想而知，一个家庭多生一个孩子的消费总额会增加多少。然而在这里，城市化驱动消费升级的趋势却遇到了人性的“二律背反”：女性职业化一方面激发女性的消费欲望，另一方面会抑制女性的生育偏好。家务的社会化增加家庭生育成本，抑制个人消费欲望，人性的道德冲突由此浮现：女人的一生应该更多为孩子活还是为自己活？和社会学不同，经济学把孩子定义为社会产品（Social Goods），把家庭的生育行为定义为社会劳动力的再生产，所以生儿育女在欲望都市具有家庭行为与社会行为的双重属性。既然生儿育女不仅是家庭义务而且是社会责任，生育政策是应限制还是鼓励生育呢？

低收入的职业妇女担心多生一胎养不起，高收入的职业妇女担心多生一胎会影响事业，职业妇女阶层的生育偏好整体下降，城市家庭的平均生育率自然下降。城市化就是女权的觉醒，都市家庭几乎杜绝了强迫女性生育的家庭暴力。职业女性不会只生不养，通常也不会生而不教，家庭对子女教育的投资因此同时成为一种社会投资，这是未来高素质劳动力供给的保障。如此看来，城镇化发展到目前阶段就应该实行差异化的生育政策。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财政收入中可用于补贴生育的资源较多，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可用于补贴生育的资源较低。从生育经济学的角度看，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生育偏好不同，对婴儿的教育投资也不同，所以也不应该实施“一刀切”的生育政策。由此看来，解除一胎化政策应从实施差异化的生育政策开始。国家应立法严惩弃婴行为，并授权地方政府通过财政补贴鼓励优生优育的家庭多生多养。

孩子是国家的未来，教育是未来的希望。只生不养或生而不教，不仅是对孩子的犯罪，而且是对社会的犯罪。在媒体曝光的青少年杀害父母亲属的事件中，可轻易看到儿童心理扭曲的主要原因是家庭冷漠或自幼失学。当财富的两极分化让社会难以规避家庭冷漠的条件下，政府就应建立对失学儿童的社会救助体系以减少青少年的心理扭曲。此外，还应建立健全职业教育体系，在目前“一刀切”的应试教育体系之外为丰富多彩的都市产业提供定向就业培训，以改善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失衡。

取消“一刀切”的生育政策、建立社会救助、完善职业培训体系，这是解除一胎化政策之前的三步曲。女性职业化与家务社会化是一物两面，女性生育偏好的下降必将导致劳动力供给不足带来的人口危机。风物长宜放眼量，中国应未雨绸缪，逐步从限制生育的政策转向鼓励优生优育的政策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