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0年前，数学鼻主毕达哥拉斯把世界的本源归于“数”，万物之间的联系都可用“数”表示，万事万物背后都有数的法则在起作用的，数道即世道，数学即宇宙之道。“道”在古希腊哲学家的词汇中近似“真理”。 也是在距今2500年前，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认为，真理只有一个，且真理就在人们的心里，只是人们很难知晓。所以，苏格拉底使用问答法，采取讥讽、助产术、归纳、定义四个步骤，帮助人们“产”下真理。 有一年秋天，苏格拉底带领几个弟子来到一块麦地边，望着满是沉甸甸的麦穗，苏格拉底对弟子们说：“你们去麦地里摘一个最大的麦穗，只许进不许退。我在麦地的尽头等你们。” 弟子们听懂了老师的要求后，就陆续走进了麦地。 地里到处都是大麦穗，哪一个才是最大的呢？弟子们埋头向前走。看看这一株，摇了摇头；看看那一株，又摇了摇头。他们总以为最大的麦穗还在前面。虽然弟子们也试着摘了几穗，但并不满意，还是依依不舍地扔掉了。他们总以为机会还很多，完全没有必要过早地定夺。 弟子们一边低着头往前走，一边用心地挑挑拣拣，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突然，大家听到苏格拉底喊道：“你们已经到头了。”这时两手空空的弟子们才如梦初醒。 苏格拉底对弟子们说：“这块麦地里肯定有一穗是最大的，但你们未必能碰见它；即使碰见了，也未必能作出准确的判断。因此最大的一穗就是你们刚刚摘下的那株。” 苏格拉底的弟子们听了老师的话，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人的一生仿佛也是在麦地中行走，也在寻找那最大的一穗。有的人见了那株颗粒饱满的“麦穗”，就不失时机地摘下它；有的人则东张西望，一再错失良机。当然，追求应该是最大的，但把眼前的麦穗拿在手中，才是实实在在的。 2500年前，东西方对“道”的认识已经相当深刻了，即使是现代人读起来也深受启发。但在那个时代，除了孙武道求兵法，人们还没有离开“道”开始向策划应用方向前进。那时，汉语中还没有“策划”一词，最接近的词是“谋”，而西方语言中也没有“Strategic Planning”词组，最接近的词是古希腊语“strategicon”，后来这个词被翻译成法语“strategie”，再由法语翻译成英语“strategy”，对应现代汉语“战略”一词。 “道不同，不相为谋”，“理不同，不相为strategy”，先贤们为策划规定了首要任务——悟道与求道，得不到“道”，不能体现规律的思想是走不远的。换句话说，合“道”是策划的客观前提，合“理”是策划的主观前提，没有规律的指引，策划就失去了基础。 策划不能创造规律，只能发现与利用规律。 所以，策划的第一个概念可以归结为：发现与利用规律进行决策的思维方式。 有了对“道”的认识，人们才敢于追求“理”，才敢于策划。把“道”系统地应用于某个特定领域，形成一整套的“理”的认识，便形成了“法”。中国孙武所著的《孙子兵法》就是竞争之道在军事领域的系统运用。而西方的兵法圣典是由德国著名的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所著的《战争论》，不过要晚于《孙子兵法》2000年！西方灿烂的古希腊文明被漫长的中世纪阻断了传承血脉，在长达千年的时间里，西方的策划思想乏善可陈，世界策划思想在中国一枝独秀。 摘自WBSA核心教材：史宪文著《现代企划：原理、案例、技术》，2010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